我们可以想想，在父母教孩子的时候，父（母）子（儿）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其中有老师和学生、批评家和艺术家、保守者和创新者、权威和被压制者等等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还包含着种种细节（细节是各种微小的变量）。
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可能引发的复杂性变量都是超出自己想象的，而那些众多的微小变量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迅速制造出各种各样偏离你本意的东西（噪音）。所以，父母跟孩子对话的过程中，信噪比是非常低的。
同样，做医生的丈夫跟妻子就医的时候，大关系中套着小关系，小关系中套着更多微小的变量，会让丈夫的话里包含很多噪音，妻子的反应里也会有很多噪音——对话本应是信息和认知的交流，但最后变成了噪音战，而且不是线性的，是枝外生枝、枝外生节、节外再生枝的局面，到了最后，演变成双方都未曾料到的“复杂性灾难”。
教育孩子是一个超级复杂的事情，其中可能的变量太多。每增加一个变量，结果端就可能是一个指数级的变化。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只能“不可不慎”，这是一个比做什么事情都复杂的事情，它的复杂、节外生枝和包含的小小的蝴蝶效应往往是我们意识不到的。
巴菲特说“最大的风险是你没有意识到的风险”。那么我们意识到这点以后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呢？
就如古代的“易子而教”，不亲自操刀给亲人动手术，以及不给自己的妻子做心理咨询等等，这些行为的直接目的，就是避免复杂性的灾难，并从复杂性中获得某种解脱。
如何解脱也很简单：
首先，你意识到这个风险是巨大的，复杂性灾难随时伺机而动；
第二，在处理这些本身蕴含着复杂性灾难的事情的时候，要确立清晰的目标。
《非暴力沟通》《关键对话》这些书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是要立一个标杆。
当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的时候，你要时不时看一看这个标杆，确定自己现在跑题跑得有多远了——只有先有“谱”，才知道你有多离谱。
通常情况是，我们不断离谱，同时不知道自己早已离谱，最后会面对掌控不了和事与愿违的局面——我们的努力这时候常常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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