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者的精神

前阵子，我在2022年第2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刊载了一篇文章《34岁研究生猝死：一次无法完成的毕业》。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34岁的谢鹏本渴望通过读研实现逃离平庸、向上跃迁的愿望，但却在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前夕突发心脏病不幸晕倒在学校的教研室。

谢鹏的死看起来固然是出于医院死亡证明上的“心源性猝死”，但是背后却折射出一位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和老师的关系问题。

2018年5月，谢鹏还未入学，“老师就给了他一些工作，包括要准备一些资料、看视频、买一些教材。”

谢鹏在学校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习内容和做好达到申硕条件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外，还要像导师的“打工仔”一样帮导师做许多工作，比如申请的项目做实验、出差、写论文、制作PPT、处理会议事宜...... 但是这种长期“义务劳动”既不合理也不合情。

2021年5月，谢鹏被导师延迟毕业半年。谢鹏对同学说：“老董说了12月。后面还有俩大实验，不让走。”

三年半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中，他常熬夜到半夜两三点，就在猝死前一晚还在熬夜工作。

如果说这是老师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学生进行的劳动剥削，那么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则已与猥亵、性侵有关——而这方面可见的报道或不可见的隐案则更是不胜枚数。

近日得知一消息，（2022年）1月7日，原成都某知名中学班主任梁岗被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这也是中国首例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男性教师“大面积猥亵14周岁以上男性学生”的案件。我想，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学生业已成年，在某个机缘下揭开了共同的疮疤，靠着这一成年后的群体的力量，他们终于把过去的老师送上了审判席。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被誉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与此同时，老师对学生有一定的权力。但是与其他有权者不同的是，老师们受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监督更少。

以上两则报道，便是作为老师以权谋私的典型。还有许多老师以其他的形式谋取私利。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老师是最可以称得上谦谦君子的人。因此，人们把最多的敬意献给老师。君子慎独。l他们必须依靠更多的自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数不清的老师触犯为人师表的下限，难道不触底线的老师就算好老师吗？

不少现代人把升学求职当作教育的目的，觉得只要老师能在这两方面帮助学生就是好老师，根本无暇做有关人格的其他考量。中小学校把老师带课成绩作为衡量教师成功与否的近乎唯一标准。大学里最成功的老师在课堂上的表现反而无关紧要。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为真理而教的人与为真理而学的人都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在教育的路上离真理渐行渐远。

这不禁让我思考，做老师究竟意味着什么？未来我们应该鼓励什么样的教师？作为父母，我们自己又要做一个怎样的教育者？

有数不清的思想家和学者都曾探讨过教育的本质和目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了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有“德行”，而不是有用。

朱光潜在《谈修养》中说：“教育的目的在启发人性中所固有的求知、想好、爱美的本能，使它们尽量生展。”

蒋勋老师曾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发人的自觉。

沈从文在《边城》说，“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两个孩子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

但如果一个老师自己本身德行不够、没有自觉，尚且缺乏勇和义等，他何以启发旁人的善的本能、何以引发旁人的自觉呢、何以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呢？

小说《白鹿原》中提到一段白嘉轩兴办学堂的事。在学堂落成典礼上，

徐先生抚着从肩头斜过胸膛在腋下系住的红绸，只说了一句话作为答辞：“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俩字就尽职尽心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俩字。”

一位老师，若能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教好学生“仁义”二字，就是功德无量。

在普遍焦虑的今天，我们在面对子女或学生的教育问题时，也需要按下教育军备竞赛的暂停键，静下来重新定位自己正在对孩子施行什么样的教育。

我们作为教育者的资格，如果只是源于我们作为父母或老师的自然身份，将是很危险的。

但人们偏偏最容易遗忘自己的精神内核，而过度关注自己的外在，譬如说是否评上了优秀或特级教师、是否评上了教授职称。

身份与荣誉只是外衣或装饰，没有教育者的精神实质，一个人是不能自诩为教育者的。

而教育者的精神是什么？不同的人思索，又能得出不同的答案。

但万变不离其宗。在所有教育者的精神中，最重要的一定是自我修行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