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歌者

苦难的歌者

在开启这篇文章之前，请允许我谨以一朵桔梗花敬献作家萧红。感谢她赐予我们苦难后仍旧晶莹剔透的灵魂——其中最美的，是无论是遥望麦场摸爬滚打，空賭漫山遍野呼兰叶败，或者是独自辗转流离，怅对人生，都不能足以抒怀的悲痛。

许广平曾说，她是一个把苦难写到极致的人。也许只有经历过，才会写出令人痛心的故事吧。曾经，萧军问过她：你为什么还活着？萧红只淡淡地说：因为不甘。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萧军的疑问。父亲对她毒打，并且消除了她的族籍；母亲，在萧红九岁时去世，而后继母进门，屡屡虐待萧红，身世坎坷，唯有祖父给予全部的爱；初恋的失望，汪恩甲的纠缠，贫穷，饥饿，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抛弃背离，所有能经历过的，萧红都经历过了。隔着时代和年岁的鸿沟看她，她的身上有着凝固而静止的悲痛与无奈，这使我总能看见岁月对于一座灵魂的雕刻，其刀工各有千秋。只是我没有荣幸观看完其整个雕琢的过程，于是止于欣赏她最后的作品，如若她的生命并没有在三十一岁按下暂停键，我想，她会是一个比传奇更传奇的女子。

每每忆起萧红，就记起了她定义的自由——黄瓜想开一个花，就开一个花，想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水是青黑的，自由的。呼兰河就是想怎么流就怎么流着。 我追着她的脚步，在后院里看见了祖父，看见了爬上墙的倭瓜，看见了开了一个花的黄瓜，天边红霞是匹马儿的样子，我将目光收回，却又看见团圆媳妇在不远处向我颔首浅笑。我以为记起萧红，会让我遇见自由，但没想到，这自由竟是如此辛酸。那么这自由是一个结果，还是一个过程？萧红离开时，没想过要回来。萧红回来时，却是永远地离开了。她所觅求的自由，现在就盈绕在她的坟头。如果她的灵魂不舍人间，一定会想着念着呼兰河城里的人们，吃着“淹死的猪”，跳着大神的人们。茅盾称《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是一串凄婉的歌谣。它看似松散、零碎的七个章节，却勾勒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方小城斑斓的乡土画面，既有万物求生求荣的喜悦，也有生存的残酷，还有无知者的可怜可憎，以及弱者的凄凉悲歌。呼兰对于萧红，除了战争与空间阻隔，更多一层有家不能回的难堪。要重返故园，她有游子与逆子的双重不易。萧红在暖洋洋的南方，想念寒风凛冽的北国，想得心尖发颤。呼兰的风俗风物，朝露晚霞，流云繁星，蝴蝶蚂蚱，花园菜地，还有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祖父……那些无法复现的场景，永生难忘的欢乐，在她笔下越是绚丽明快，心里眼里也就越是酸涩苦楚。 总有人在风暴中寻找，在逆光中看见。在呼兰的迷信封建带给萧红沉重的印象也在《呼兰河传》里一一体现着——“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辱，就是同类也不同情”、“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做的。”

林徽因的文字，总洋溢着人间四月天的暖气;张爱玲的文字，凛然有冬的杀气；三毛的文字，潇潇然有秋的飒爽;而萧红，总感觉她的文字总有股巨大的磁场，永远是春寒料峭时的乍暖还寒。她不吝笔力地铺展她所熟悉的人事物景，为我们定格了旧中国东北一隅，奇寒天气，冷硬的，薄寒的人性，让你震悚，惊惧，而又警醒——原来有些人的人生本无生活可言。萧红没有放下过笔，她接连不断地，用笔讲述经历的苦难与生活。她近乎病态地写着《生死场》，完全不顾劳累的身体，全部的精力和心血诉诸笔端，无暇顾及其他。因为接触过饥饿、生死、贫穷、底层人民，她经历过，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她笔触下的世界，是那么真实，仿佛发生在我们周围。“坟场是死的城廓，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即使有花，即使有虫，那都是奏着别离歌，陪伴着说不尽的死者永久的寂寞。”“乱岗子，不知晒干多少悲惨的眼泪？永年悲惨的地带，连个乌鸦也不落下。”《生死场》中的是一个灰蒙蒙的天，与黄土连成一片，里面的人也都是裹紧棉袄，低头自顾自地走，不急不缓，就走在只有黑与灰的世界，只有绝望的味道。可这里的人都有不甘，这份不甘，和萧红的一样，它支撑她一路走到现在。这份不甘，给她活下去的勇气，即使再大的困难，从不轻言放弃。这份不甘，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她也要活着。

之所以称萧红为苦难的歌者，又赠她以代表“希望与无望的爱”的桔梗花。是因为她终其一生都是在苦难中漂泊，所希望的爱都落空，此为“苦难”和“无望的爱”。但她又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她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此为“歌者”和“希望的爱”。流年暗换，月是当时月，人非那年人。萧红在战火与疾病中去了远方，像一个追求自由的领袖，去到了她的故乡。她才是真正的乱世佳人啊，那么岁月就请别让她随风而去吧，再存留一点温柔给她，让她在呼兰河里自由的奔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