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田园何处归？

诗酒田园何处归？

冯骥才曾惋惜：中国每天有上百个村庄消失。

对此许多人无所谓。乡村代表落后的东西，正在远去的东西，被抛弃的东西。

乡村无形的消失每天都在发生，轰轰烈烈的撤村并居运动，大大小小的拆迁事件，更主要的是，乡村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被完整置换。农二代三代不再回乡，他们以争做城里人为荣，以呆在乡下为耻。乡村不可爱了，乡村凋敝了，乡村消失了。

推动乡村振兴，让农村人回乡比城里人进村更重要。假如农村人都不爱乡村，假如对土地的感情没有了，那么摇旗呐喊新农村运动的发起者又在为谁忧愁为谁忙呢？

如果追根溯源，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中国崛起还是“泥足巨人”？中国亟需人的建设，制度再大，人不行制度还是走样。人的建设需要百年筑基，一代不行两代，两代不行三代。新农村运动引发的更宏大的命题是，没有自尊自爱的人，什么建设终归走不远。

古人常说“归”，田园将芜胡不归，少小离家老大归，“读三千年书，无非功名利禄；行九万里路，终归诗酒田园”。可今天我们将归向何处？

还有谁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吗？“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20多年前，彭妈妈唱出的这幅新农村蓝图，今天却变成尴尬现实。

今天，多数中国乡村是老人、留守女人和留守儿童的乡村。

《新周刊》曾总结说：乡村沦落到今日，是一系列变化的结果。第一次是粮食统购统销，以便用“剪刀差”实现国家工业化。第二次是人力剥夺，乡村精壮劳力大量进城务工，以低廉工资实现低成本“中国制造”。现在医保还账，每位农村老人每月区区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的社保，不足以还历史的账。

或许，失去乡绅阶层，使之失去文化传承因子，这也是民族之憾。今天，乡村机构更多在执行城市化、开发区、征地、扶贫等相关的事务。乡村是人伦道德、文化传承的根基。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在梁看来，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中国近代历史的逻辑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谁赢得了农民，谁就最终赢得了中国。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

城市膨胀不是问题，PM2.5不是问题，农二代三代回不去、进不来才是问题。

中国的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前些年以“新农村、新中国”为主题的华西村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高楼”和“厂房”取代“农舍”、“炊烟”、“小河”、“荷塘”成为宣传主调，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当时媒体发布了江苏华西村60层国际大酒店及“价值三亿元”的一吨重金牛的照片，以及华西村GDP增长的辉煌历史。

可这是被误读的新农村，也不是真正可以全面推广的建设范例。华西村的剧变有其历史原因，也有第一代创业者的传奇，可并不是每个村都有一个吴仁宝！

离土不离乡，就地城市化，这些都是美好的设想。农民担心祖上基业被城市开发蚕食，农二代三代担心不被打工所在地所接纳才是赤裸裸的现实。

美国占人口3%－5%的农场主不但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还有大量余粮出口。中国非城市户口人口仍占总人口五成以上。如今对土地的投入回报甚至已不足以养活农民自己。农民离开土地是大趋势。

但每一个农民离开土地的背后都有一本心酸账。看看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直到赠予城市光荣建设者称号、允许以积分换取城市户口。

未来十年，城市化仍是中国发展主流。“逆城市化”新景观只是个别现象。新生代农民在土地与城市之间尴尬地漂泊。他们既不在城，也不在乡。某种程度上，这将是一场数亿非城非农人口与城里人的博弈。

20年前，农民工打工是为了攒钱回乡盖房。20年后，新一代农民工要做城里人。农二代三代与城市同龄群具有相同的参照系。

像父辈一样“从事农业生产”一定是新生代农民最末等的选择。他们农村回不去了，农活不愿干也干不了。现在做农活的基本上是50后60后。

让新生代农村人留在乡下是困难的，同样，让城里人住乡下更不现实。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城市人对乡村的感情就像对“小芳”，“小芳”尽管清新可人，消费一把，始乱终弃，最终还是投向现代化“女郎”的怀抱。所以城市人真爱乡村，要先给“小芳”正名，给现代化“女郎”去魅。

曾经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骨子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狡猾的农民。

无论是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

五四一代未来得及“整饬国故”就赶上“救亡图存”。然后是大建设、大运动、大开放、大破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断了。

“国故”当然有许多糟粕。“民国大家”们一边引领新文化的潮流，一边抵抗着家里老顽固们的坚持，可有时候想想，中国乡村二千多年来的稳定，靠的就是老顽固们的那份对传统的坚守。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自由主义，更不欢迎革命。他们被铲除了。可取代他们的是谁？用南怀瑾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就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复兴传统文化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再造；同理，复兴乡村也需从乡村自尊、自觉再到乡村再造。可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

所谓新农村运动，所谓新乡绅回乡，都应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　　

中国乡村衰落当然也有例外。大西南的毛家村仍能维系一方清净，村里规划有序，自然环保良好，有一口泉水清澈见底。原因之一是这个村九成以上均属毛姓，村里有个毛家祠堂，每年春节，无论多远，无论当多大官，都要回来聆听族长训话，村长书记也在列。这里仍保留着续修家谱、村谱传统，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

什么是传统节日？一大家子几十口，烹鸡宰鸭，推杯把盏，共叙乡情，这样的乡村才愿意回去，这样的乡村才让人有归根之感。

纵观南北差异，但凡宗族势力保存较好的农村，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不错；而有些农村尤其是杂姓村落则呈现一派凋敝的景象。

当然光靠传统宗族势力是不行的，它有着天然的局限，不接纳外来文化，无法与普适价值对接。

所谓新农村运动，应该是几方合力的结果。新乡绅运动需要农村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大学生村官发挥作用，需要复员军人、退休人员荣归故里，共议村事。当然也需要白领社群，有机合作社及新生产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

但首先还是要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试问，有什么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家族根基？祖先在那里，他还会远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