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日,石家庄发现新冠患者。
自此,疫情再度肆虐。
截止于16日,石家庄市藁城区共新检出阳性217例,仅增村镇就检出176例,占藁城区总数的81.1%。从分布来看,此次疫情关联性极强,大部分与藁城区增村镇有关,并且患者大都为中老年人。农村人口密度较低,且中老年人活动区域有限,何以突然暴发严重的聚集性疫情?
石家庄疫情通告随后,网友爆料,首例确诊病人是去“捡垃圾”感染的,恰巧正定机场位于增村镇不远处,于是“老太太去机场捡垃圾”感染病毒的消息不胫而走。
大家戏称:“成都人逛夜店蹦迪感染,北京人兼职考研感染,石家庄人只能机场捡垃圾感染,石家庄人民过的好苦”。
调侃之下,往往隐藏着事实。
只有当地人知道,所谓的“捡垃圾”,其实是一种地下宗教活动。
“捡垃圾”在当地,人们把不拜祖宗却拜教堂的称为“捡垃圾”。
也就是说,首例确诊感染者,并不是拾荒者,而是一名“地下”教徒。
随后的流调证明了这一点。
最初感染的中老年人,流调表述中均有一个语焉不详的“参加活动”,而活动的日期大多是周日,这怡好是教徒做礼拜的日子。
流调公告网上查询显示,在增城镇的确有一个非常大的教堂,经常人山人海,并且还显示有大量未成年人参与其中。
增城镇教堂而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向未成年人传教是违法的。
这就是语焉不详的根本原因。
先有韩国邪教导致大泛围传播的前车之鉴,再加防控不力之嫌,最后是地下宗教活动泛滥,罪上加罪,只能避重就轻,闪烁其词了。
而这,只是疫情掀开的冰山一角。
截止于目前,仅石家庄藁城一区,其“教堂”就已经达到了15座,几乎村村皆有。放眼整个河北,乃至河南、山东、陕西、黑吉辽。
这些农村被西方宗教侵蚀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可能只有天知道。
很多人,甚至于很多干部对此认识严重不足,认为不就是一堆老头老太太聚在一起聊聊天,和广场舞也没什么区别,能掀起多大浪花?
滔天巨浪,关乎生死!
中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和叛乱,都直接或间接的与这种农村宗教有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随后,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六国残存的分裂势力巧妙的抓住了这次机会,利用宗教势力,在民间大肆散播石头上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的谣言,导致山东等地民心大乱,秦始皇不得不起身东巡安抚人心,最终死在途中,秦朝灭亡,史称“荧惑守心”。
始皇东巡公元184年,东汉末,时值全国瘟疫泛滥,河北张角等人利用治病的机会,大肆在乡间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谣言,创立“太平道”教,把几十万农民组织成了三十六“方”大军发动起义,随后,东汉迅速灭亡。
公元1844年,洪秀全在广西创立“拜上帝教”,并在西南地区大规模传教,至1850年,“拜上帝教”教众己达数万人,随后,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集2万余人在广西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这场起义严重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导致其基层治理体系全面瓦解,最终走向灭亡。
洪秀全起义历朝历代,乡村地区都是治理体系中最薄弱的地方,因其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有限,缺乏辨识力和判断力,加之农村医疗不发达,往往有人寄希望于某种神秘的力量,极易受到别有用心的宗教势力蛊惑,进而聚集性失控,酿成灾难。
回看本次事件的主角,所谓的宣传仁爱“基督教”。
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西方殖民者需要大量的财富完成原始积累,因而奉行劫掠主义,但武力只能征服小国,碰到强国就行不通了,武力侵略不行,就换个法子搞“精神入侵”,利用宗教同化敌人,进而谋求利益。于是,教士们尾随在了殖民者和强盗的身后,以“仁爱”之名,行精神侵略之实。
殖民船队这种“侵略”,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抵达肇庆,为西方宗教入华揭开了序幕。此时正值明末清初,时局动荡,这些教士主动向清庭靠拢,传播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武器,以此来谋求“传教权”,至1692年,康熙为表达对传教士的感谢,特地下达了一道容教令,允许他们在中国境内传教。
西方传教士随后,西方宗教在中国迅速发展,事态远远超出了康熙的控制。
以天主教为代表的宗教,展现出了强烈的“排它性”,它规定:凡入天主教者,只能展现对上帝的崇拜,不能祭祀祖先,不能吊伤亲人,不能在家中供奉祖先牌位,不能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天”有关的一切祭典,必须终生侍奉“上帝”。
随后,又发展到了不能祭祀孔子,不能尊孔子为圣人,不能行儒家之礼,述儒家之说的地步。
这些举动彻底激怒了清庭的士大夫阶层,同时也严重动摇了中华文明的根基,没有了先祖传承和儒家学说这两大内核,中华文明就不可能持续存在,这些问题迫使康熙向教士下令,必须允许中国教徒“祭祖”和“祭孔”。
祭天随后,教皇同样下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和“祭孔”,由此,宗教信仰之争变成了演变成为清王朝和梵蒂冈之间的国家政治之争。康熙一怒之下将部分传教士关押入狱,并且限制了传教活动。
随后,雍正直接了当的禁止了传教。
他对教皇下旨: “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
既然不承认中国的信仰和文化,那就滚回西洋老家吧!
雍正至此,传教活动在清朝宣告结束,这一举动沉重打击了西方对中国的宗教输入活动,迫使梵蒂冈不再就“祭祖”和“祭孔”问题表态,西方人称之为“中国礼仪之争”。
但是,随着乡村治理的变化,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西方宗教势力再次渗透向了中国。
还是一样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试图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逐步消除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进而瓦解中华文化,进而颠覆统治,达到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以史为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当具有敏锐的辩别力,西方忘了曾经的失败,我们不应该忘!
如果说病毒通过社交传播来攻击人的机体,那么传教就是通过社交传播来攻击人的精神,身体上的毒害可以通过特效药物清除,精神上的毒害是没有特效药的,可以说,宗教泛滥,比疫情泛滥更可怕!对社会的损伤更大!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列强瓜分中国对于那些信教的留守老人,我们要给予充分的理解,他们被拐骗的原因,往往是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
留守老人对于已经存在的西方宗教组织,我们要严加管控,对于教义的解释权,宗教活动的标准,必须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框架中,任何宗教不能夹带私货!
宗教自由,首先应该尊重中国人的传承自由!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快让基层的党组织发挥好作用。在农村地区,如果精神领域的阵地我们不占领,就会有敌对势力来占领,除了打击非法宗教,提升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应该思考,如何照顾留守老人和孩子的精神生活,如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构建抵御“精神病毒”的抗体,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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