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夏志章先生

我的老师夏志章先生

我很早就要写我的老师夏志章先生了，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我心里虽然蕴藏着对夏先生的无穷的记忆，但就是没有一个契机让它爆发出来。

前些日子进蒲塘游子群，看到一个群友发了一帧“蒲场学校同学会”的照片。看到这帧不管是不是大杂烩的蒲场学校同学会的照片，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我看见了我的老师夏志章先生，他在中间最显眼的地方。

我看到他已经老了，他应该有七十多岁吧？凝望着老师慈祥的面容，看着老师那亲切的形象，我不禁把思想的骏马拉到了数十年前，我回忆起我的老师夏志章先生。

不用说，我在我的故乡苏北平原的蒲场村儿时的经历，跟全国农村里的孩子没什么两样，都是在家前屋后跟着发小们在泥地上摸爬滚打走过来的，那时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这些不安分的猴子，说我们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三天不骂，踢灶甩靴。”可见我们小时候有多顽皮。

一天，我被母亲撕扯着耳朵送到蒲场小学了。那时蒲场小学还是像模像样的，小学可从一年级一直上到六年级，跟现在没什么区别，小学以外还有一个附设初级中学，可从初一年级一直上到初三年级。不过，自从我到小学后，我这个冰雹神就裹挟着一阵雷电来了，上边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小学从一年级改上到五年级，初级中学由初一年级一直上到初二年级，小学到初中只要上七年就可以毕业了。

但那个时候我对这些是不懂的，只记得母亲把我扯到二哥上的那个年级的教室里，教我二哥他们班级的老师有徐凯宁老师和夏志章老师以及缪振赓老师等老师，记不清了，反正有好多老师，我对一些老师印象不是太深的，只有夏志章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徐凯宁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他听任我母亲把我扯到我二哥旁边坐下，后来夏志章老师来上课，才把我调到幼儿班上去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夏志章老师身材很魁梧，他的国字脸儿生得眉清目秀，他的头发是那种有些自然卷的棕黑色，一束阳光从教室窗玻璃射进来，像给他的形象镀上了一层光亮的金边。

不过，在我上到小学三年级前，也就是夏志章老师还没教到我们班的时候，我对他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朦胧状态，这就是说我只知道他是我们村出纳会计的大儿子，至于他读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学，那水平比后来的大学生水平还要拽，更胜过在文革中读的高中还来做我们老师的人n倍，所有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直到我上到小学三年级后他来教我们常识课时，我才对他有了全面的了解，而在这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因为有他后来替我解了围，更让我感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

说来话长，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在上小学三年级时，我由于从小跟发小交友不慎，说我遇人不淑也可以，因此我跟小偷这个名号牵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教我们数学（那时不叫数学，叫算术）的一个老师，他还负责教扫盲班的文化知识。那扫盲班的人大多是村里各个生产队的大姑娘和小媳妇，她们白天不像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她们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她们很多人还是各个生产队里铁姑娘队成员，她们只有晚上到我们小学教室里参加扫盲班的文化学习，那时这种扫盲班因此被称为耕读班。

有一天，那个耕读班里有一个叫姜忙英的大姑娘，她的作业练习本少了。她把作业本丢了，立即嚎啕大哭起来，那种用五分硬币就能买到的练习簿，她们宝贵得不得了。宝贵到极致，她就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当然要宝贵嘛，要五分钱呢，那时一个社员家庭里的成年人，在生产队里胼手胝足地干一年，一家人也挣不到一百元钱，有的人家还会发生二姑娘倒贴的现象，就是到年底不仅没分到分红，反而因为吃货多且干货少而欠生产队里的钱，这在当时有一个漂亮而无奈的称号叫：超支户！

数学老师在侦查后说，他看谁脸红就是谁偷的，他说这话是站在讲台上说的。我那时年龄很小，心理承受力不很强，听说谁脸红谁就是偷作业本的，本来事不关己的我相反地脸腾地一下红到了耳朵根，这让那个凭主观臆断判案子的老师以很充分的理由认定我就是偷作业本的嫌疑人。

况且第二天他还从作业本出现在我爸爸的办公桌上推断出他说得对。那时我爸爸任村粮库保管员，他的宿舍也是他的办公室，而且他还负责给村里人到粮食加工厂碾米碾麦面收加工费，他的办公室就相当于是一个公共场所，全村的人都能从他那儿出出进进，也就毫无隐私私密可言。那时我放学后吃过晚饭就到我爸爸那儿跟他睡在宿舍里，而那本作业本又出现在我爸爸的办公桌上，不是我偷的是谁偷的。

我到现在想了想，这可能是跟我过从甚密的发小偷了作业本后，他为了不让人发现是他作的案，而赶紧把作业本偷偷摆放到我爸爸的办公桌上的吧。因为那天放学后我记得他跟我一道来过我爸爸的办公室的。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无人发现，却让我看出了端倪，但我没当场捉住他，我爸爸又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危险之举，他反而把那本作业本公然放在桌子上写他的一些什么草稿，而且封面上的“姜忙英”三字又不涂抹掉，这就让数学老师看见后说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小偷而让我百口莫辩，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

就在那个文革中读的高中却做我们数学老师的人说得我一无是处时，夏志章老师找我了，他问我偷没偷，我大声抗辩说我没偷，但我也没办法为自己洗去嫌疑犯的罪名，我只能哇地一声哭了，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我还一边哭一边说我也不知这本本子怎么会出现在我爸爸那儿的。我还说我用我爸爸为村里毛泽东思想文娱宣传队绘布景打草稿的白光绫纸用也用不完，怎么会去拿姜忙英的一本寥寥数页的练习本呢？而且晚上我从没到耕读班去过，我又怎么可能去偷到她的练习本呢？

谁知夏志章老师听了我的话，他竟然很相信我，他说我说得对，这肯定不是我偷的。多少年过去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夏志章老师那天说话的神情，他既严肃，又让人觉得他和蔼可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给了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以无限的信任，这让我感动得不得了，是他，就是他把我幼小心灵上蒙着的一缕阴影给驱除得干干净净。因此，当你看见我看到现在已有七十多岁的夏志章老师的照片而激动得心潮澎湃时，你就不会认为我这是矫情之举了，有谁还能不对给童年时代有所帮助的老师感激涕零呢？

我的老师夏志章先生，他不仅在口头上肯定了我受到的是不白之冤，他更以把我推介向全校师生的善举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那个时候，我母亲给我买了一本钢笔字帖，那钢笔字帖上都是用一种很漂亮的行楷体抄写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选段，如《听奶奶说革命家史》《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雄心壮志冲云天》等。这些经典唱段，我当时用铅笔把它们抄得能倒背如流，不仅如此，而且由于我勤奋不懈地照葫芦画瓢地练习写字，写到最后，我的字跟字帖上的字竟然形神毕肖，大有以假乱真的样子。我一写到作业本上，就得到了夏志章老师的认可，他那时还教初中班的语文，他立即把我的作业本拿到初中班上去传阅。他一边让他的学生看一边说你们看看，人家才三年级的学生，你们都上初中了，写的字还不如人家，你们要努力啊，因为考试时试卷的整洁和字体的漂亮与否，对考试的得分也有影响的。

其实，我的老师夏志章先生，他在文革前中学毕业，他的文化水平不是那些在文革中虚度中学生涯的老师所能望其项背的，他后来成为了我们蒲场学校的象征。不仅如此，他还擅长写一手铁划银钩的柳体字，这都是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地苦练毛笔字的结果。我不论是在他教我们低年级班常识课，还是后来也上到初中亲耳聆听他讲授语文课，我都很幸运地看到了他在黑板上工整严谨漂亮的板书，那酷毙的粉笔字啊是那样魅光四射扣人心弦，那哪里是粉笔字啊，那简直就是艺术品啊。可惜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如果有的话，我把那些板书拍摄下来上传到网上给大伙看，人们就不会认为我所言为虚了。啊，我的老师夏志章先生，我忘不了您！

我后来中学毕业后曾到村小学教过几天书，跟夏志章老师做了一些日子的同事，那个时候，他在教我怎样备课和讲课上也给予我很多教益和帮助，我后来到我的故乡上的唐刘镇中学的教坛上打工时，也得到过当时已调到唐刘中学的夏志章老师的不少帮助，至今我都是没齿难忘。可惜的是自从我离开故乡远徙云南后，我就一直没有再遇到他，今天在网上看见了他的形象，倍感亲切。啊，我的老师夏志章先生，您可知道，我在姹紫嫣红的南国想起了您，我给您寄去我的心香一瓣，那就是，我深情回忆着我的老师夏志章先生！我的老师啊，我思念着我的故乡，我更思念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