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对父亲完全没有概念，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他就像一个完全不存在的角色。那时自己的所有的记忆都是和母亲有关的，直到读了小学后，才因为和母亲的联系对他有了一点印象。 也许这是人类发展的自然进程，母亲负责哺育喂养幼子长大，而当小孩子懂事以后，父亲负责小孩的思想成长，让他们认识社会，给他们以思想的引导。
我童年时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和父亲回他山西的老家，那时我已经读初一了，记忆力超好，对所有经历的的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第一站去了山西太原，老爸见了很多多年不见的老战友，然后是山西太谷-他战斗过的地方，寿阳-他的出身成长地，在太原我们住在他的老战友杨叔叔家，他家条件一般，有两个女儿， 好像还有一个小儿子。两个女儿很活泼，总喜欢一大早就趴在窗户上看还没起床的我睡懒觉。
老爸有一个当了大官夫人的战友， 老公好像是副省长什么的，派头很大。 我们一到太原老爸就在和她约见面的时间，反复了几次才好不容易确定下来，某天晚上他们派小车接我们一家三口到她家吃了一顿晚饭，饭后叙了叙旧， 临走给了些礼物啥的， 派头很大。进去时车都过了好几道关口，那时才知道原来共产党的干部当了大官后也搞得这么戒备深严，亲民随和也许只是在影视剧里。记得她家很大， 有专门的会客厅和餐厅，每个房间都是很大很空旷，客厅里面的沙发也很大，餐厅除了吃饭的餐桌没有别的，不像普通人家总是塞满了各种家具。晚餐是他们的职业厨师做的，菜做得很精致，应该是大宾馆餐厅的水平。父亲在部队文工团负责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保卫工作，他的很多战友都是文工团的女孩，像她这样嫁给了部队的大领导的应该不止一个。
太谷是太原附近的一个县，父亲曾经在那里工作战斗过很长时间，虽然在那里没有战友可以叙旧， 还是专门安排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
太谷是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应该是经常有资深老革命前去拜访，所以他们有成熟的接待机构和程序。 我们去了以后，被安排住在专门的招待所里， 招待所条件很好，就像个大别墅，院落都是几层，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小花园， 院子里面种的各种花草长得非常茂盛，很有江南园林的风味，估计这里以前是某个大财主或者某个官宦的故居。 每天食堂给我们安排的是各种当地特色面食，从拨鱼到擀面条，拉面到饺子，每天都是不同的种类，我在这里吃过了一生中最多的面食。
在山西寿阳，我们住在姑姑家里， 姑姑是一个家庭妇女， 没有工作， 姑父在寿阳煤矿做电工， 相比于下井挖煤那种高风险的工作，这应该是很安全轻松的。在那个年代，井下煤矿安全事故更是数不胜数，煤矿工人们都是拿着命在挣钱，这在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有很深刻地描写。姑姑一家七口就靠姑父一个人的收入养家，日子过得比较紧吧， 父亲会时常给姑姑一些接济，为这事和母亲没少产生矛盾。
姑姑一家有五个小孩，为什么生这么多，据说是为了想要个女儿。 我们去的时候最小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也就一两个月大小，印象最深的是因为缺钙她的脑门心还没有完全长封闭，可以看见她的头顶脑门心部位有一层薄薄的薄膜在不停的跳动，看上去挺吓人的， 生怕不小心给她碰破了。 姑姑家的条件不是太好，住在一个 窄窄的的弄堂里，在弄堂的两边各有一个房屋， 一边是卧室一边是厨房，房屋地势很低，有点像半地下室。
我们一家三口单独住在卧室这边，他们一家七口只有挤在厨房里面居住。有一次下暴雨，过道里很快就积水并且倒灌进房间里，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家里房间被洪水淹，北方的天气很奇怪，暴雨来的快也去得快， 刚刚看见天边有一片乌云飘过来，转眼间就是倾盆大雨。尽管北方比较干燥，但长期居住在这样低洼潮湿的地方还是有很大问题，我的姑姑有很严重的腰椎病，除了可能是缺钙影响，常年居住在地势低洼潮湿的房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寿阳县城不大，没有太多可以游玩的地方，有一个刘胡兰纪念馆，里面一尊露天的刘胡兰雕像，那天父亲难得的耐心地给我介绍了刘胡兰的经历和英勇就义的过程，这些内容在那个年代学校天天都在宣传，对我来说早就是耳熟能详，所以我对这些有点心不在焉， 没想到父亲居然勃然大怒，或者是认为没有尊重他的讲解，或者是认为不革命先烈不敬，批评了我好半天，我只好唯唯诺诺装出一副洗耳恭听样子， 老革命就是老革命。
父亲平时很少给我做各种知识普及， 这次回山西老家难得心情大好，还给我详细介绍了山西民居屋顶的那些雕塑代表的意义，让我受益匪浅。 从此我对于各种古建筑屋顶的雕塑都很感兴趣，南方和北方的屋脊上的雕塑人物和动物大同小异。 北方屋顶雕塑主要是忠义的代表关云长，保佑地方平安的土地爷，财神赵公元帅一类， 而南方则是八仙过海的人物，吉祥的仙鹤，等等。父亲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教师， 他的教诲和言行对我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很多言行会影响他的一生。
父亲的老家在寿阳乡下一个叫刘家坡的地方，他在那里还有一个远方的叔伯亲戚。我们去那里住了大概一个多星期的样子。 叔伯一个人和一个女儿共同生活，那里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家家都住窑洞，叔伯家好像比较富裕，有两个窑洞，我们被安排一家人住其中一个窑洞里，窑洞里有炕，我们去的季节是夏天，没有能体验到炕下生火的场景，不过仅仅是床下面有灶已经让我好奇了很久。
叔伯家养羊，他有一个赶羊的神器，一个长长的木杆， 一头是一个金属的象挖勺状的东西，可以用来挖土打羊，我试过一次很好用。 叔伯的女儿应该有二十岁左右了，还没有出嫁，手很巧。 我们在的时候她带着我们做各种剪纸，有老虎，有双喜字，好多。 她还会做小老虎枕头，我们走的时候给我们送了好几个，我们带回家用了好长时间。
小孩的适应能力很强，在乡村的生活没有让我感觉任何不适应。我们住的窑洞旁边有一眼窑洞是当地的学校，也许是在暑假期间的原因，我们在的时候没怎么上课。记得有一次我在水井旁磨我的杏仁哨，就是把杏仁两面磨穿中间留下一个小洞，把里面的杏仁掏空以后，用嘴吹就会发出哨子的声音。 那个乡村小学唯一的老师，一个高高的漂亮姑娘（小时候对漂亮的定义和成人以后不一样，也许是一个高冷的姑娘，因为漂亮的姑娘都很高冷）走过来给了我几个杏仁，说这个可以拿来做哨子。我很好奇这个姑娘和其他的农村女孩不一样，她怎么会到这里来教书， 每次来应该要走很远的路。
叔伯家附近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大小， 一个男孩比我小很多可能七八岁的样子。 我们时常一起在窑洞前的晒坝上玩，那时应该是刚收了麦子，晒坝上铺着厚厚的麦穗很适合躺在上面玩耍。不知道啥原因， 那女孩时常折磨我，方式是用手使劲的揪我的手臂，她的手法每次都非常的精准，揪得我非常地疼，现在想来也许是她每次都积聚了某种情绪在里面，所以很用心很用力。 后来我也学会了那种揪的方法， 就是弯曲食指和中指，对准对方的手臂快速夹下去，肉不能揪得太多， 就一点点， 保准一揪一块青疙瘩。 父亲有时也会陪我们一起玩，记得那女孩会翻筋斗，我也模仿女孩， 结果总是直挺挺的摔下去， 被父亲一阵无情的嘲笑。
对于当年出走的小乡村，回到村里的父亲应该算是衣锦荣归，当地有头有脸的人都来拜访，也少不了搞点有仪式感的活动，比如炸黄糕，当地凡是来了贵客都会做油炸黄糕来招待客人。油炸黄糕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先要把当地的小黄米蒸熟，然后用大的碓窝舂成粘糊状，再用豆沙做馅做成黄巴下锅油炸， 他们在院子里直接架了一口大锅，炸好后的黄巴放在滤网上滤掉多余的油后就可以食用了，黄糕做了很多，味道很好，外酥内嫩，里面的豆沙馅很正宗，村子里人多， 所有村里面的乡亲父老来了都会揣上两个，我也吃了这辈子最多的黄糕。
刘家坡村不算大，也就几十户人家，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不会超过一刻钟。 父亲有个远房亲戚住在村头的最低洼处，我们还去他们家吃了一顿饭。因为地势低，离水源很近，窑洞显得阴暗潮湿，看得出这家人条件很差，穿的不好，一家人都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还记得吃饭的时候他们摊了一个薄薄的鸡蛋饼， 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后有点缺乏油水，我看着煎蛋感觉很香很诱人。 主人的小孩嚷着要吃被主人制止了，于是小孩开始哭闹，父亲就很大度的剥夺了我吃煎蛋的权利，让把那煎鸡蛋饼全给那小孩了，当时那餐桌上唯一让我有食欲的菜没有了，感觉挺遗憾。
记得我们离开时候父亲给了男主人五元钱， 在那时属于七十年代初，一般工厂工人的收入也就十多快钱， 五元钱对于贫穷的农村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记得那人拿着钱时几乎快要哭出来了，那种感激涕零的表情让我久久难忘。
在那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终于离开刘家坡去另一个乡下亲戚的家，因为路途遥远，我们一大早就出了门， 当天大雾，走在路上雾浓的来伸手不见五指，唯一可以看见脚下雾气弥漫的路，有一种在仙境里腾云驾雾的感觉。 山西属于黄土高原，特点是平坦但缺水， 偶尔有点小山坡，小沟壑，坡度都不大，路很好走。一路虽然看不见森林，大山，但是会有各种有趣的植物和灌木，象地衣，枸杞，蒲公英，车前草，还有甘草等等，路上我们还挖了一株甘草尝了尝， 根部果然是甜甜的有点回甘。在七八月的时候枸杞也开始结子， 红红的枸杞挂在植株上鲜红欲滴，很是诱人。所有这些场景都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至今回忆起来那情景都好象还在眼前。
在另外一个亲戚家我拥有了人生第一只花栗鼠。爸爸的那个远房亲戚辈分不是很高。和我同辈， 应该是侄女啥的，我叫她姐姐， 但她在家里已经是婆婆辈的， 下面有一大家子人，她的儿子也娶了媳妇有了小孩。 二三十多岁的大小伙子都喊我叫舅舅， 最搞笑的段子是，他告诉另一个也比我大很多的侄儿说，你带舅舅出去玩，再想办法给他搞一只花栗鼠。就这样我第一次见识了花栗鼠。花栗鼠有点像松鼠，但是个头比松鼠小很多，属于仓鼠类，善于储藏粮食， 据说困难时期当地人没有吃的就去挖花栗鼠洞， 每一只花栗鼠洞里常常会储藏好几升粮食。 这只花栗鼠被我带回了攀枝花，陪伴了我好多年， 带来了好多童年的乐趣。
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北方农村的女人在有客人的时候是不上炕， 吃饭的时候也是不上桌的。 当男人们坐在炕上聊天的时候女人们会在厨房里忙碌，到吃饭的时候他们除了给我们上菜上酒各种服侍外，自己会单独在厨房或者炕的下面放一个小桌子草草对付，这一开始给我的感觉是震撼， 北方农村女人的地位可真的很低，现在好多北方农村都还是这个传统，而日本韩国也深受这种这种传统的影响。
在北方炕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客厅，炕的中间放一个小方桌，大家都盘腿坐在炕上喝茶聊天， 日本把我们的炕改良成了榻榻米，也是习惯盘腿而坐，可见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北方因为天气冷， 所以有温酒的习惯， 一般温过的酒酒精度会低一些， 喝起来口感更好， 这种习惯在北方的夏天一样适用。温酒器是一个大肚小口的喇叭形瓷壶，外形也很好看，父亲带了一个回去， 虽然攀枝花大部分时间天气炎热，但是挡不住父亲这爱好，会时不时温点酒自斟自饮，很是惬意。
在北京我们住在父亲一个老战友家里， 他老战友是中关村科学院的一个干部， 每天坚持晨练，我们常常在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他汗流浃背地在路上跑步，在那个年代这健身意识也算是比较超前的。
那时的北京饭馆极少， 西餐厅更是凤毛麟角，在我们每天出门必经的路上能看见一家总是关着门的西餐厅，父亲说我们一定要争取去吃一次西餐， 那时估计只有父亲知道西餐的好处，因为我和母亲从来没吃过西餐。终于有一次我们等到它开门营业了，我们成为它早上第一批客人，享受了在那个年代难得吃到的各种西餐美食包括烤羊肉串，啤酒等等， 用具也非常考究，羊肉串用的是银叉，啤酒杯用的是那个年代很少见的喇叭口玻璃杯子，一切都是很高级的样子。 那个时候的北京，餐饮店极度稀缺，以致每次你吃饭的时候都有人在你的旁边候着位置，关键的是那时候后面的客人等位置不是在门口，而是直接站在你的面前。那种被人看着吃饭的感觉真的是让人很尴尬， 你很难装的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慢慢享受美食，而这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却是一种常态。
我们在北京的游玩是很尽兴的，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大多数人还没有旅游的概念和精力， 包括人力和物力。关键是是人很少，也没有那种旅游行业的唯利是图的习气。无论是颐和园还是天坛， 天安门还是故宫，都没有啥人， 人一少， 中国古建筑的各种幽静和趣味就都出来了。
还记得在天坛公园时正好遇上下雨， 在天坛公园旷阔的广场上，我们三个人每人举着一把伞，顶风冒雨在各个景点间行走，那雨时大时小，父亲教我要顶着风打雨伞才不会被淋湿，这个技巧虽小却让我我受用了一辈子； 在公园的转椅上，父亲却显示了一把他的顽皮性格，我从小就很怕眩晕，我站上转盘椅还没有坐稳，父亲就在旁边帮我转动起来，开始速度没起来感觉还挺享受，但随着速度越来越快，我感觉到了恐惧，但是父亲并没有应我的要求停下来反而越来越快的转动起来， 我当时只是站在转盘上，用手抓着扶手，当我感觉到恐惧后，我不自觉的放开了双手， 我被甩了出来，趴在地上， 这可把父母吓了一跳， 母亲不停地埋怨父亲， 而父亲呢只是在一旁喃喃的自我辩解， 就象个做错事的小孩。
天坛公园的三音石，回音壁， 祈年殿都让我印象深刻, 而父亲也成了我们最好的导游。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旅游事业完全不发达，基本没有什么公园景点的各种背景简介， 如果没有人介绍完全不知道所以然， 通过父亲的介绍，我才知道了祈年殿是中国最大的没有横梁的建筑， 也是通过父亲的介绍，我们才找到了三音石和回音壁，而当年站在三音石上击掌听音的场景仿佛还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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