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作家要处理好自己与土地的关系

毕飞宇谈自己如何从土地出发寻找写作的方向

我曾问及毕飞毕飞宇：“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毕飞宇回答说：“大学时代。”

这是我知道的，那时候，毕飞宇开始写诗，特别瞧不起小说。为什么呢？毕飞宇说：“一看就明白，没意思。我特别羡慕一个说话让我听不懂的人，简直是崇拜。不是调侃，是真的。所以我非常渴望一开口就把人家放倒，但是这不容易。为了让别人不懂，首先要让自己不懂，我就是这样写起了诗。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留了长头发，不写点诗说不过去。我只写了两三年，不是那块料。但我特别怀恋那段日子。那是所有人的青春期。”

我调侃道：“后来写小说了，头发也短了。”毕飞宇笑笑说：“是。”

我们后来谈及到毕飞宇的一路小说，像《武松打虎》、《枸杞子》、《受伤的猫头鹰》、《白夜》等，写的都是他的老家兴化，兴化的乡村，乡村的孩子。

毕飞宇来了兴致，他对我说：“对我来说，乡村和孩子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对于都市，乡村本身就是一个孩子气的东西。乡村是生活的源头，比方说，城市里的砖头和家具，在乡村，它们表现为泥土和树，有一种起始感。乡村的孩子都是动物，感官特别解放，乡村的孩子一抬头就是天，一低头就是地，不是水泥路，是泥土，目光一拉出去就是地平线，鼻孔里全是风，感官特别地解放，像动物一样，做什么都极其本能。”

在这里，毕飞宇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作家，他必须处理好与土地的关系，他应该认识到，土地是万物之源。一切皆源自土地。我想，即使现在的网络作家，现在的都市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来于尘土。

毕飞宇在一篇采访他的对话里说过：“作家必须敏锐，必须。对人是这样，对大自然也应当是这样。作家的感官最好比脑子好用。我就觉得莫言、苏童的鼻子好，刘恒的耳朵好，王安忆的眼睛特别尖。他们现在都生活在都市，但是他们的身上有一股乡下的孩子气，这很神奇。”

毕飞宇提及的三个作家，莫言、王安忆和苏童，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镇，是任何想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写作者绕不过去的作家。

毕飞宇认真地说：“我觉得是这样。感官不好最好去做哲学家，弄艺术不行。感官好了，你甚至不要动脑子，不要对什么都专心致志，可什么都瞒不过你，全世界都在找你。当然脑子也不能笨，你不会误解，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听明白了吗？感官好的人，全世界都在找你，想挡都挡不住。你要想写出好小说，首先肯定得问一问自己，你有没有好的感觉器官。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感谢自己有一段乡村生活。

但当我对毕飞宇说及这一点的时候，我问他：“你是不是你很感谢过去有一段乡村生活？你的笔下兴化乡村，有时连地名都没有回避一下。譬如大营乡、中堡乡等。”

对此，毕飞宇说：“这要从两边说。我不喜欢乡村，我是说我生活过的环境。太苦了，太穷了。我吃尽了苦头才考上大学，离开了那儿。但是又有点喜欢，这是回过头来说的。前些年，东北师大的张钧先生到南京对我作了一次访谈，他已经去世了。那一次他对我说，要我带他到兴化去走一趟。为什么呢？张先生说兴化特别神。我哪里敢带他去，兴化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我们在毕飞宇的笔下，是看到了兴化被毕飞宇写出了神采。于是乎，所有的读者与评有，便都可能有了一种错觉，甚至连张钧这样的评论家也概莫能外。

毕飞宇进一步告诉我：“地理上的兴化与我的兴化是不同的。一个是行政单位，一个是感官世界和生活容器。我在兴化度过了童年、少年、青春期，它在我的身体里面。”

毕飞宇与我交流这一段经达，是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毕飞宇真的非常年轻，他说：“现在的人比那个时候庞杂多了，不只是几个器官。”这话，突别凝重了。因为，他说出了现代人的浮躁，说出了现代人的缺另一种心眼。真正的作家，必须有一种容器，容纳过去的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切。

毕飞宇就是这样心闲气定地梳理着那片土地给他的一切，并将那些梳理过的东西一古脑儿又塞回了兴化，于是，毕飞宇的兴化记忆成了另一个容器了，还有鼻子有眼的。这就是两回事了。所以，毕飞宇说：“我的兴化只是我，我这个人，我走过的所有的路，读过的所有的书。”

我曾经问过毕飞宇，问他笔下的兴化意象的创造，是不是力图像福克纳在笔下营造那片邮票大小的土地。毕飞宇当然说“这个不敢当。但是是这个意思。”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作家，从故乡那片土地走出后，都怀有一种文学野心与文学理想。

【注】：本文材料来源：姜广平著《“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与毕飞宇对话》，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经过与穿越·与中国著名作家对话》

【下期预告】：每一个作家的笔下，都有着自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