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河源地处黄土高原，纬度高，气候寒冷，无霜期短，不适宜种植棉花，更没有纺织业，老百姓自古以来缺衣少穿。许多人在结婚时缝上一件棉衣，一直能穿到抱了孙子。人们平常穿的多是皮袄皮裤，或用绵羊毛擀成软毡胎子做成的裤子。守家在地不讲究，出门走外，皮袄外边套一件单衣裤就是棉裤了。这样的衣服穿起虱子来才叫没办法。”
“一般人家，每人穿鞋是一年四季一双。为了结实，鞋帮、鞋底用棉线绳、麻绳纳的结结实实。冬天用绵羊毛或山羊绒捻成线，织成袜子，套进鞋里穿着就过冬了。生活清贫人家的娃娃，一年四季都没鞋穿的多的是。夏天，野草把脚底板磨染的黑绿明光。冬天，那皴裂的口子大的怕人呢。年代久了，这成了百姓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大多数庄稼汉一到地头，把鞋一甩，脚下踩着厚厚的黄土，便干开了营生。”
“小时候在家放牲口，妈妈疼我，一年总得给我做双新鞋穿。拿着新鞋我舍不得穿，生怕把妈妈的手艺给作害了。记得那鞋帮都是纳上三针针的样子，好看又结实。鞋底上针脚更密，脚心处还纳成蛇盘九颗蛋的工艺，看上去就跟画一样。为这来之不易的鞋能穿得更长久些，夏天我就赤脚在山上放羊，晚上回家，坐在蓖麻油灯下拿针往出挑刺。妈妈有时挑着，挑着，眼里就生出了泪花花。”
上面这些内容摘自宗德旺的回忆录。作为家里长子的他，从小吃了不少苦，十五岁顶替二大宗维太去了部队。因为年龄小，身体又弱，被划拨到吴起县警卫队保安科当了一名通讯员，负责跑腿联络，传达领导指示。服役地点就在离宗石湾不远的吴起镇子。
经过最初两年锻炼，宗德旺个头长高了，见识也增了，逢年过节还能回家来住个两三天，帮助父母做一些家务活。按他的说法，那几年自己算是半工半农，1942年后才全脱产，正式入队当了一名警卫战士。转正的他每月多多少少有了几块钱的薪饷，这成了家里一个重要的贴补。
中共合作抗日时期，陕北暂无战事，但蒋介石对边区的封锁并没有撤除。为了减轻当地百姓负担，部队响应党中央号召，一度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当时的口号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耕三余一，丰衣足食。”
那个年代，口号即是人们的行动纲领。驻扎在张廷芝老窝金佛坪的当地驻军警备三旅八团，率先到豹子梁上开荒了。赤安县委书记和县长率领党政机关干部和警卫队也上山开荒，结果一天没干下来都累倒了。往后，县警卫队就成了地方开荒的主力，有时还押着一些劳改罪犯一块干。按宗德旺的话说：
“我们用的是宽刃子镢头挖垦荒山，每天出勤的约三十来人。时间长了，人们有了经验，左边一镢，右边一镢，中间再挖一大镢，挖得面积大，人均一天差不多都能挖一亩多。部队开展挖地竞赛，队里就涌现出一个绰号‘气死牛’的开荒英雄。他一天能挖二亩四分地。我当时体质弱，体重才52.5公斤。但我不服输，别人休息我不休息，大家收工了我还在挖，一天两头摸黑，最多的时候挖过二亩地，得过一支铅笔，一条羊肚手巾，一块肥皂的奖励。”
“在强体力劳动下，人们饭量大的惊人。我一顿能吃近二斤生米煮成的米饭，觉也睡得香，往往头一挨枕头就睡过去了。要是没人叫，就是耳边响雷都不会醒来。记得那时候，我们一星期能吃一顿猪肉烩菜麦面馍，那才叫个香呢。一年劳动下来，我的身体增加了好几斤肉，个子也长高了。回到家里，妈妈看见了，一脸欣慰的笑容。”
“那年，县警卫队在二道川川口南北山岭上垦荒大约有一千多亩。主种的是糜谷，当年就获了大丰收，收粮五六万斤。在头道川口开了一片原是古坟墓群的台子地，种的洋芋大的有二三斤重。在乱石头川口的一块台地上，种的白萝卜都成精了，长得跟刚会坐的娃娃一样高。我们给起名叫寸八分萝卜。”
每个人的回忆，幸福的往事似乎都很淡，刻骨铭心的苦与累，往往成为最强烈的兴奋点。这一点透过宗德旺回忆录中的片段，我们能明显感觉出来。
“人们的大生产，当年下来就有了粮食吃，同时穿衣难题又出现了。那年，我们在宗弯子川台地里种了一块棉花。那苗出得又齐又壮，后来花开的也好，眼看着结出不少的棉桃。到了秋天，棉桃却一直不开絮。没办法，只好连杆子收回场园，大家坐下来一个个的往开剥，然后一人一辆纺车，把生棉绕成线团。”
“试种棉花和办纺织厂计划后来都失败了，因为人们手工纺出的线质量差异大，粗细松紧不一致，加上纺织工和织布机工艺不过关，生棉花不合格，织出的布经纬不紧，纱眼太大，连老裁缝都没办法裁剪缝制成衣服。我记得很清楚，这种结果，让人又丧气，又不服气，心想国民党能办成的事，自己咋就办不成呢！”
“没办法，想办法。我们用收缴上来的大烟土，行贿国民党的哨卡士兵，钻出封锁线，从外边采购回大量的布匹和药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吴起边区的物资匮乏。我记得当时负责这个任务的是宗廷州，是我们家门中人。他比我年长，但辈分比我小四代。好几次我也想跟他出去见识一下，结果都没成行。后来，收缴上来的烟土不够用了，我们警卫队的一个班，被秘密派到安边陈川去种了一年大烟。”
在部队上获得锻炼，宗德旺从一个放羊种地的受苦娃，脱胎成为队伍中的一名战士。他不仅学会了认字写句，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并且早早的入了党，成了宗维岳家又一面旗帜。这一定程度上应感谢那段战争年代难得的和平岁月，否则，一切难以想象。
宗德旺的婚姻大事，也是在这个时期解决的。说起来话长，还得从杨青家里说开。
前面我们说过，宗维岳1931年就接受了地下工作者杨生荣（外号杨老虎）的布置，负责监视金佛坪土匪张廷芝的举动。1934年，刘志丹创建起杨青、永宁、宁赛三川苏维埃红色政权，宗维岳秘密担当过一段时间的乡主席。后来，随着形势变化，他老人家在当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闻名在外，常在吴起几条川里搞秘密活动。
一天，宗维岳去土佛寺见一个人，碰巧赶上当地大户张家的人办事宴。席间，他和主家啦话，越说越亲近，最后半是戏言半是认真，为大儿宗德旺定下了一门亲事。
“土佛寺张家那也是一家紧把人家，祖上出过好些个人才，娘家人也厉害着呢。再说，人家的家境，虽说老掌柜的不在了，可比咱们家强多了。我听人说，张家还埋着不少金银元宝呢。”回到家里，宗维岳带了酒意，跟老伴张连贤说：“有钱没钱倒无所谓，那是人家的事情。我是说那个女子，我在席面上见过，端端正正，沉沉稳稳，我看，没问题。”
“这种事，咱们用不用跟娃娃商量一下。毕竟娃现在队伍上，是政府的人。”张连贤有点顾虑。
“说啥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都是人老多少辈留传下来的规矩。”宗维岳一贯的家长作风又带出来了，说：“我看，过两天，咱们就请个媒人，去人家家把这事给议定一下吧。也不知道人家有个甚要求呢。”
“要是娃不同意咋办？”张连贤追问不让。
“哪来那么多的担心，婆婆妈妈能办成个事。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宗维岳有点烦，往炕头上一倒，丢下一句话睡去了。
“不知道那女娃子，现在是个大脚，还是小脚？脸上有没有麻子，人样子长得咋样？能不能配上我娃？”知道改变不了什么，张连贤一下子陷入了对未来儿媳妇的胡思乱想中。“不行，我得找人去私下好好看一看。将来要是娶回个糊涂蛋来，那还不把人气死了。”
土佛寺离杨青村不远，礼拜寺张家与土佛寺张家祖上还有些联系，因为隔代较远，亲戚名讳上虽已经乱了，但双方间常有来往的熟人，互相也算是知根打底。没多久，张连贤就把准儿媳张淑芳的根底了解清楚了，主意也就随着拿定下来。
作为一家之主，宗维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没过多久，这档子儿女亲事就提到了生活日程中。
“唉哟，他宗干大，没想到，张家人要的财礼可不轻。你们家掂量掂量吧。”媒人探话回来，把个难题摆在了宗维岳面前。“人家要三十个现大洋，要一头大牲口，还要两身老布衣裳。”
“这个张圪瘩，把女子当成摇钱树了。”宗维岳挠着头皮，坐在炕上抽旱烟，半天才说：“不管咋说，先应下吧。到时我再想办法。”
宗德旺的婚姻大事，在他自己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由着父母给定下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家住了一晚上，仍然啥都不知道。后来，他还是从大妹口中，听出一点口风，才一点点问出了实情。当时，身为儿子的他半天没说话。对此，晚年的宗德旺在不经意间，透露过自己当时的心迹。
“我在队伍里边，四处给人们宣传婚姻自主，妇女解放的口号，突然面临到自己的头上，人倒有点发懵，觉得那好像很遥远，是别人的事情一样。等到冷静下来，我心里面就很难受，又不敢说，怕大大骂，怕妈妈受气，怕不听话了，让自己成为不孝之子，让老人为难。一直到出门回部队，大大和妈妈啥话也没问，我也不置可否。路上，我一个人可哭上了。”
现在看来，几年部队生活提升了宗德旺的人生价值观和对自我独立性的认识，但却无奈当地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使得从小孝顺听话的他没有当面反抗父亲的安排，默默接受了这桩属于自己婚姻的宿命。
然而，儿子的默认，并没有让宗维岳轻松多久，事到临头，自己一口给人家应下的财礼，原想着通过做点生意能挣回来，没想到被抓赌的事缠住了手脚，不但没能挣到，还赔了一笔钱。这档子事，让家里的经济一下子塌了，人的心气跟着泄了下去。
那一年，宗维岳大女儿从小定下的娃娃亲上门来探话，要在冬季迎娶新媳妇。这是一桩十几年前就已经走过礼，下过聘，只等到龄即嫁娶的娃娃亲事。想想当年自己的爽快，看看现在面临的憋屈，宗维岳本就受伤的心上又压了一块磨板，真正感到了人穷志短的难处。
有奈出在无奈，迫于困境，宗维岳把刚刚十二岁的二女儿，许给了张家的二儿子。
换亲，在洛河源从古至今就很流行，原因多是贫困人家出不起财礼，而又面临儿娶女嫁的现实，所采取的一种以人易人的手段。当然了，也有有钱人家，为了更进一步绑定两家之间的亲戚关系，其性质与此迥然有别，自然要另当别论。毫无疑问，宗维岳的安排是出于前者。
“我的事不能成就算了，为啥要把妹妹绑在里边，跟卖人一样，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宗德旺得到消息，回家破天荒跟父母争执了一番。“她年龄那么小，还啥都不懂，将来的路还长呢。就这么在一块绑死了，对她一辈子都是个不公道。大，妈，干脆把我的婚事退了吧。”
“你胡说甚了？世上除了和尚，哪个男娃不娶亲，哪个女娃不嫁人？婚姻是什么？就是居家过日子，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洛河源上哪一家不是这样的活法。”宗维岳眼一瞪，训斥说：“你当自己是谁呢！婚姻大事，想退就退啊！退了人家女子咋办？让我们的老脸往哪放？”
宗德旺无语在父亲的威严之下，最后只好听之任之。解开他心头疙瘩的还是母亲后来的一番话。
“好我个愣娃娃了，自己都快奔二十的人呀，咋不懂你大的心思呢。他是怕你在部队当兵，哪一天有个战战乱乱的，可咋办呀。人总不能连个后也不留吧？你妹子的事，那也没什么呀，洛河源上多少人家不都这样的吗。调过子（宗德花）这样，成过子（宗德珍）也是这样，板过子（宗惠珍）她又能咋样，还不得靠娘老子来做主。难不成还让她们自己去找婆家？那不是丢大人的脸吗！还不让世人笑话死了。”
1946年冬，宗德旺请假回家结了婚，完成了一个人最重要的人生大典。婚前，他与注定成为自己婆姨的张淑芳，仅仅见过一次面，时间也仅仅是那么一小会，互相间连个话都没说过。
由于是家里的长子，经济上亏空的宗维岳，打肿脸充胖子，从外面借了些钱，把儿子的喜事给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宗石湾家门中人，拉儿抱女来了不少。杨青村里的所有老少，几乎毫无遗漏地全部坐了席。而二女儿宗德珍的婚姻，因为年龄原因，推后到了不知什么时候。这就是宗德旺一生家庭生活的开端。
作为中国革命的一块老根据地，陕北的老百姓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安安稳稳过了几年平静日子。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国共谈判破裂，战事在外面重燃，举国不宁。一时间，洛河源上也是风雨飘摇，消息乱传。
听到又要打仗的消息，张连贤的心天天悬在喉咙上，没事的时候，就站在窑后的高台子上，向着川口眺望着。直到有一天，她终于把准备远行的儿子宗德旺给瞭回来了。远远的，看见身穿军装，腰扎皮带，头戴军帽，身背一杆长枪的儿子，当母亲的眼泪一下子管不住了，扑簌簌落在了袄襟上。
其实，离家一年多没有回去的宗德旺，是因为部队马上要接受一个新的任务，临行前，回家来与父母和妻子做短暂道别的。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他，知道这种机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一进门，宗德旺掏出了部队发的几块饷洋，和一直没有舍得吃的稀罕东西，全都交给了母亲。转身把自己劳动奖励所得的纸和笔墨，给了一个比一个爱学习的弟弟妹妹。这些非常稀缺的宝贝，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大哥这样的人物才有本事得到。他们的心中，大哥是一个已经走到外面去的、最有本事、也是最亲的亲人。
这个时候，已经生了一个女儿的张淑芳，反倒有几分生疏地站在家门口，看着自己的丈夫。
“你大哥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你们都不要缠着了。”看在眼里的张连贤一脸的慈祥，吩咐说：“去，调过子，给妈把那只老往外下蛋的芦花鸡捉回来。咱们杀了炖着吃。成过子，你去抱一抱柴禾回来，烧水，准备褪鸡毛。”
“妈，妈，那我干甚？”年龄还小的板过子嚷着。
“你去，把你二哥叫回来。他在园子地里头忙着呢。”说着话，张连贤自己开始忙上了。想起了什么，她又追出去安顿三女儿说：“过沟的时候小心点。对了，让你二哥回来时，再摘上一把把小葱。我做饭要用呢。”
屋里剩下宗德旺两口子，就那么谁也不说话地站着，看着，像两个陌生人一样。他们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结婚也已经两年有余，但在一起的时间，累计起来还不到半个月。
这样的情与景，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觉得不可思议，不合情理。其实，在当年却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除了前面所说，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夫妻，特别是年轻夫妻之间，在家人和外人面前的一举一动，都要求表现的极为严谨才行。谁家儿女稍有出格，都会遭到老人的训斥，或两旁外人的笑话。这也是洛河源上又一个古老的封建传统，其约束力对女性尤甚。
宗德旺那次回家，宗维岳正好外出不在，所以父子俩人没见上。当天晚上，他和母亲张连贤一直啦话到三星向西，才回临时腾出来的窑洞睡觉。第二天，他又换了父亲的一身衣装，跟二弟在家里的园子地中，忙了一整天。兄弟俩手不停，嘴不歇，把营生干完，也把外面和家里的事说了个透。
那一回，宗德旺在家里只住了短短的两天，就匆匆忙忙回了部队，从此踏上了他的人生新征程。
——部分内容据宗德旺回忆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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