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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很长，没有经过严谨的数据和实证分析，如有错误，还请谅解。笔者是一位江西老表，对自己的家乡十分热爱，也希望这篇文章让你对江西多一份了解。
在此之前，“江西”一直被吐槽是中国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省。可以说，江西的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实力都是中规中矩。从位置上来说，不东不西；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中部地区经济洼地。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江西到底怎么就成为了中部的经济洼地了。
一 、江西基本情况说明
1.地理位置简介：简称“赣”，别称赣鄱大地 ，省会是南昌。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省内最大河流为赣江而简称赣。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古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江西全省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辖11个地级行政区、100个县级行政区，省会南昌。江西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腹地，与上海、广州、厦门、南京、武汉、长沙、合肥等各重镇、港口的直线距离，大多在六百至七百公里之内。
2.主要经济数据：2016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8364.4亿元，占全国的2.46%。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10元，较之全国平均水平低3711元。年末常住人口4592.3万人。一句话概括就是江西很穷，江西老表更穷。
二、各朝各代江西的简单发展史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江西为什么这么穷。说到这个，那就要从历史上的江西说起了。江西的主要阶段：发端于10000年前，启蒙于商周时代，建制与秦汉朝，得名于唐贞观，成熟与宋元，定型在明朝，建国后微调。
早在商朝期，江西已进入青铜器时代，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出三国分争江西。到了秦一统六国。设三十六郡，江西就属九江郡。而江西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则始于汉高帝初年。时设豫章郡（赣江原称豫章江）。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划全国为10道监察区，江西属于江南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时增为15道，属江南西道。这也是得名于此，后续也称之为江西了。
到了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江西行省辖区大于今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广东省的大部分。到了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承宣布政使司辖13府78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至此，江西省域基本奠定。民国时期，清朝的府、州、厅一律改为县。江西省共辖81县。1934年从安徽划婺源县入江西省，1947年划回安徽省，1949年再次划归江西省。（所以这里的安徽人民可能有话要说了，其实严格来说，婺源在文化根源在于微派文化，不过，我们江西也是捡了个大便宜，婺源是一个好地方）
为什么要说起江西的历史演变嘛，这有利于我们对江西的现状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简单介绍完江西的新政区划演变，这里重点讲讲历史时期的江西。懂历史的都知道，中国的两大文明指得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而这里黄河文明发端更早也更为灿烂，所以黄河才是中华的母亲河，而不是最大最长的长江了。中国的历史，可谓是中国人口的迁徙史。学过历史都知道中国的几大古都。
四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北京
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北京、杭州
七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北京、杭州、安阳
八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北京、杭州、安阳、郑州
大家从地图上看看，无论是哪种说法，实质上也就杭州算是南方城市，其他都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往南的转移史，可以说，直到南宋，南方经济才慢慢的追赶上来，而到如今，更是如此，南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其实，江西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人口的迁徙史，人口的迁徙是江西发展沉浮的风向标，也是一个缩影。
话说中国的人口迁徙，讲这个之前，还得说说江西的地理地貌。江西北部、中部的赣抚平原，土地肥沃，湖泊众多，为鱼米之乡。但从全省整体来看，“七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是庄园”，山地和丘陵地区占了绝大部分，自然条件与江南其他地方相比并无优势。在北方大规模动乱时，由于江西地区拥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便利的水陆交通，特别是赣江流域纵深千里，安定宜居的区域比较大，成为中原人民南下的主要路经地和落脚点，这也是江西成为南下逃乱的首选之地。
据史料记载，中原人民大规模南迁的难民潮有三次。分别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唐朝末年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南北宋的靖康之乱。“八王之乱”（291-306）时历十六年，接着是“五胡乱华”，使中原人民生灵涂炭，北方汉人仅存数百万人。永嘉五年（311），晋怀帝被俘，王公士民三万人被杀。由于永嘉之乱的影响，中原地区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大量汉人为避战乱从中原地区迁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史称“衣冠南渡”。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逐步迁往南方。
这次南下移民潮目的地遍布江南各地，最集中的落脚地在苏浙。到江西地区的移民，主要是迁入鄱阳湖周围和赣江、抚河流域，使得这一带的农业生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至南北朝时，北方官宦贵族到江南各地为官，择地卜居者颇多。官宦和文人家庭在南方落地生根后，生存和繁衍能力极强，很快就形成庞大家族。南朝末年，江西扩展设立9郡60县，标志着经济开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唐代初期，中国疆域广大，国力强盛，政治经济都处于兴盛时期。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给北方、南方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到了唐代中期，“安史之乱”(755-762)，使北方广大区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下。由于南北通衢大运河的建成，与长江、赣江相通，形成南北水路大动脉。中原人民大批沿赣江南下，经过江西到达闽粤沿海。“安史之乱”时北人迁赣，江西人口增长了四分之一。据华东师大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洪州（南昌地区）元和年间（806-820）比开元年间（713-741）户籍增加35000余户，净增64%。这是中原人口南下大迁徙的明显证据。
唐代末期，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战乱频繁。江南各地也经常发生兵变。858年，洪州（南昌）兵变，逐走了观察史郑宪。潭州（长沙）于858年、878年两次发生兵变。民众疾苦日深，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江西与湖南之间，经由湘潭至清江之间的陆路官道，人员来往流动也很频繁。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环境影响非常之大。第二次汉人南下大迁徙，起源于安史之乱（755-763）。其后的王仙芝、黄巢起义（875-884）继续推动了迁徙进程。。说到这，额外提一句，也是因为这次黄巢起义，我的先祖才会来到江西，而后将孙氏迁徙至江西。黄巢起义后，我的先祖孙誗以承宣使身份提兵闽越江右间，遂定居虔州虔化县 （今江西省宁都县）。这也间接说明了，战争引起了百姓南下逃亡，间接促成了这次人口迁徙，从而推动了对当地经济的开发。
公元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战死，其残部王重隐南下攻占洪州，接着黄巢大军从北到南席卷全江西。黄巢攻占福州后，南下占领广州。879年回师沿湘江北上，到达荆州地区。农军所过之处，血雨腥风，城乡人民大量逃离家园。年底，黄巢农民军在荆州受到重挫。880年又折往江西北部，占领赣东北和皖南一带聚集力量，七月渡江北上，后来攻占了长安。
黄巢起义军入赣，是江西地区在历史上遭受的一次重大战乱。黄巢军入赣时，江西人民向福建、广东、湖南逃亡。黄巢军经闽、粤、湘回师湖北时，江西和周边各省人又向江西逃亡。在江西各地民间族谱中，很多都留下了避难迁徙的记录。黄巢起义军流窜性作战，在中原、江南地区引起大动荡，大逃亡，但不是迫使中原人民向南方的定向性大迁徙。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变换频繁，战祸频生。江西属于南唐后方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受影响较优小。南唐中主李璟，于公元961年曾从金陵迁都洪州，避险求安。
到了宋朝，江西地区进入了历史上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之一。由于中原人民南下，江西人民增添了新鲜血液；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大大地推动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北宋时期，江西的人口占到了全国的10%（通常时期只占全国的3%左右，到如今依然如此）。到宋徽宗在位期间，中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可武备虚弱。金兵连续不断地掠夺性的南侵，对我国北方造成了巨大破坏。靖康之乱，宋朝丢了半壁江山。康王南逃，各地官员和平民百姓更是蜂拥南下。金国对北方汉人的奴役，金兵对南宋的屡次入侵，汉人不断南迁，直至元朝统治者以血腥战争，灭亡了北方的金国和汉人的南宋。
这是时间很长、规模很大的第三次南迁难民潮。这次南迁难民潮迁入江西的人口非常之多，经由江西到达赣闽粤毗邻三角地区的人也很多，形成了庞大的客家民系。那些成群、成批南下的中原人(包括以后宋代南迁者)，在一次次不断迁徙之后，来到了地广人稀的赣、闽、粤三角地带，他们聚群合族而居，保留了中原的生活习性，在赣南和闽西、粤北形成了庞大的客家群体，以后再播迁到海内外。同期，福建和广东汉族人口也激增。
客家民系，是中原人民南大下大迁徙的产物。客家人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促进了赣闽粤毗邻的丘陵地区经济文化大发展。江西省的赣州市，是客家的主要聚居区，全市832万人口，90%以上是客家人。现在还保留有宋代的城墙。2004年，在赣县建立了“客家文化城”，包括宗祠、博物馆、杨公祠、南迁柱、风情街、艺术长廊、太极广场等建筑。现在台湾的居民，绝在多数是大陆移民，祖地多为河南固始，其迁徙路经就是从淮河，转大运河，经长江，再沿赣江南下，到赣南后转经福建漳江到东南沿海，后再移民台湾。
《客家研究导论》中，以元军灭金、灭宋，作为第三次大迁徙的起因，提法不够准确。我认为，第三次大迁徙的开始时间，应该是北宋灭之亡时。因为金兵攻破开开封，掳走徽宗、钦宗，高宗仓皇南逃，偏安杭州。以后又多次南侵，战乱时间很长，难民数量很大。辛弃疾诗曰：“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就是当年赣江沿线难民悲惨遭遇的生动写照。有资料显示，经过连续多年的战乱，至元朝时，中国北方人口损失了80%，南方人口损失了20%。在规模巨大，时间很长的第三次南下难民潮中，江西的人口不降反升。至1367年，达到1452万人，占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大批南下的难民中，包括士农工商，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生存能力较强。需要指出的是，这数百万南下江西的难民，主要集中在赣抚平原和吉泰盆地一带。江西周边山区的人口数量和成分结构，则没有太大的变化。江西地区成为中原人民南下落脚、休养生息的福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如今的江西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古代的江西也是属于边缘落后地区；唯有宋明时期，江西成了华夏文明的摇篮，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这一时期，江西省无论是人口总数、粮食产量，还是在科举考试中及第的人数，都名列全国前三名之内，留下了一系列值得骄傲的记录，这也是我们江西人最引以为傲的一段历史。
●江西共有进士10506人，全国为98689人，占10.7%。其中宋代有5145人，列全国第二；明代有3114人，列全国第三。
●江西有状元40人，全国为494人，占8.09%。宋明两代30人，仅次于浙江。
●唐代书院兴起于江西。宋元明三代江西的书数量均列为全国第一，占全国的20~30%。两宋时全国共有书院515所，江西就有170所，排第一；名列第二的浙江只有86所。
●江西在人物数排名（朱君毅编）中，北宋为第9名；南宋为第3名；明代为第3名。
●唐代至清代，江西人任宰相者28位，副宰相62位。《二十四史》中立传者江西有500余人。
●宋朝江西三大书院（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著称于世。白鹭洲书院曾经一届科考（1256年），出了一名状元（文天祥），40名进士。一座书院的进士数超过全国的九分之一，声震朝野。
●抚州的南丰县，在曾巩的带领和教育下，其家族十年间出了进士10人。
●据《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统计，宋代全国410余名藏书家中，江西有89名，约占到五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二。其中有8家是沿袭数代的藏书世家，位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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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从整体上来说从来没有超越过苏杭地区。然而，江西在宋代名人中拔尖者众多，并且在对传统道德文化的信仰和虔诚方面独树一帜，被誉为“人杰地灵之地”、“文章节义之邦”。唐宋八大家中，唐代的韩愈、柳宗元都是北方籍；宋代的六人中，除了苏洵父子一家三口是四川人外，全是江西人。他们是：欧阳修（吉水）；王安石（临川）；曾巩（南丰）。江西还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廉洁奉公、执拗变法的王安石……
元末明初，残酷的战争使湘鄂川渝人口锐减，明朝皇帝下旨，向这些地方强制移民。此时，江西却是人口异常密集（占到了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成为向这些地区强制性移民的主要人丁来源。这第四次大迁徙的特点与以前三次不同，一是由江西迁出，二是和平时期的奉旨迁徙。（注：《客家五次大迁徙》没有将其列入，因为迁出人口主要来自江西中北部）
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于1368年（洪武元年）取得最后胜利。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湖北湖南毗邻地区田园荒芜，百姓逃亡，村村废墟，大片地区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人口密集的江西大量移民迁入湖广地区，并允许“插标占地”。这就是所谓的“江右填湖广”。
天府之国的川渝，曾经是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地区日，此时竟然落到了这样悲惨的境地。正好相反，江西地区此时面临人口过多的巨大压力。据统计，洪武二十六年，江西全省的人口密度为58.37人/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二。并且，这些人口集中在赣抚平原和吉泰盆地，而赣南和边境山区人口密度则不到平原地区的四分之一。明人杨士奇在《送张鸣玉序》中说：“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或数日不抵其舍。”其他山区情况都是如此。
于是朝廷下令，除“军籍”人员外，强制“民籍”之人“实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奉旨实川”。迁移的路径有水路和陆路。水路集中转运地是南昌城水关内的筷子巷，吉水县的瓦西坝等地。这种迁徙采用了强制手段，将青壮年捆手，用绳索串连，用船装运，运往川渝地区。江西迁出人口的主要来源，是赣江和赣江支流的中下游流域。有洪州、抚州、袁州、吉州、饶州。这些地区正是历代三次南下难民潮的集中驻留地。
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率30万大军西征云南，其后屯垦开发西南边陲，其军士及迁徙人员中，大多来自江西。随着西南地区江西迁出人的大量增加，这些地区与江西的人员往来增多，为日后江西人到各地经商，或自主迁往这些地区，起到了架桥铺路的作用。
其实，明朝初年的这种强迫性迁移不止是向西，也有向北的。元末的安徽，是另一个重要战场，人口损失也很大。江西鄱阳湖东边地区曾大量向安徽移民，集中转运地是鄱阳县的瓦屑坝。瓦屑坝，今属江西省波阳县莲湖乡，是中国古代八大移民圣地之一。瓦屑坝移民，史称“洪武赶散”，从洪武三年到永乐十五年（1370-1417）历时48年。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时，安庆42万居民就有27万来自瓦屑坝。为了禁止这些人返回原籍，还责令移民只能说自己是瓦屑坝的，故其后裔只知来自瓦屑坝，而不知祖地具体地址。
江西省本省北部长江沿岸和鄱阳湖西边地区的德安、星子等县，也因战乱受到很大损失，明初也有大量移民从江西中南部迁入。这些在当地的“地方志”、“地名志”和民间族谱里都有零星记载。另外，明朝收复北方地区后，人口分布极不均衡的情况也非常突出，明朝在北方也进行了强制性移民，同时也有大量的南方人北上。特别是永乐年间，京城从南京迁往北京，政治中心北移，南方军士、官员、以及士农工商民众，纷纷北上。江西也有大量人口北上。
从江西人口统计资料看，江西人口总数从1367年的1452万（占全国的24﹒69%），降到了1393年的898万（占全国的12﹒94%）。明朝立国初期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内，江西人口集中外迁总数达到了数百万人，规模之大，令世人震撼。这一次人口的大迁移，在江西省内也引起了大动荡。许多迁出地区，遗弃了大批房舍和田地。于是，人口相对密集地区就向这些地区近距离搬迁。这些在各地姓氏族谱中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例如，江西丰城傅氏（第29、30世）在这期间向邻近县市分迁的就有十多个分支。
被强制外迁的民众，经过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到达了安置地。这些江西移民像种子一样，在当地落地生根，分枝散叶，长成了大树。使这些地区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很快恢复了勃勃生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江西平原地区文化发达，考中进士举人而做官者也众多，他们宦游全国，有的在当地落了户。文化兴盛最为突出的地区是现在的吉安和抚州。吉安地区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共有进士近三千。明朝初年，两届科考（1400，1404），状元、榜眼、探花均出自吉安，在科举史上绝无仅有。泰和县的蜀江古村，从明代永乐二年（1404）起，共出进士21人，举人28人，为官者（从知府至尚书）有190多人。
再就是，由于江西人遍布全国，人员和信息交流，促进了“江西商帮”的发展，他们也有不少留在了外地。这些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生存和繁衍能力很强，在新居住地区更能形成强势族群，繁荣昌盛。据史料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光绪年间，北京的会馆有387所，江西为51所，仍居各省之首。各地经商的江西人，在当地落地生根者，后代都很兴旺。江西人聚居的地方就有“万寿宫”，全国各地有1400多座“万寿宫”，这是江西人播洒之广的重要标志和体现。
由于大量往外移民，江西的人口压力减小了。而此时沿海的福建，人口增长很快。有学者认为，国外的甘薯、土豆这些产量高、对自然条件要求低的农作物，对丘陵地区的农民生存提供了保障，促进了经济发展。福建的侨民陈振龙，从菲律宾带来了甘薯秧苗，很快在福建推广，并播撒全国各地，立下大功。福建作为最早引进地受益最早。明代初期，福建人口兴旺，开始不断地向赣南和广东丘陵地区渐进式迁移。到清朝时更是达到高潮，开始向江西、广东，以及西南各地迁移，并将红薯种植技术带到了全国。
到了清朝初年，由于改朝换代的战乱影响，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出现了又一次向川渝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潮，这就是影响江西地区的第五次大移民。这次移民也是向西南地区，也是朝廷组织的，但没有明初时那样采取极端措施。
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明末清初，四川省遭受战争摧残，使人口又一次锐减。泱泱大省人口仅有50万，比不上江西庐陵（今吉安）一个县。因此，清朝皇帝采取明朝初年一样的举措，在平定四川以后，“三户抽一”实川，再一次掀起向四川移民高潮，这就是史称的“湖广填四川”。江西地区又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湖北、湖南迁出的人口中，有许多是明初“江右填湖广”人口的后裔。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后，湖广地区的族群已经非常兴盛，成为入川人口的主要来源。此时，江西省人口由1626年的1288万人（占全国的12.9%），又一次猛降至1661年的573万人（占全国的6.29%）。据此可以判断出，这次江西移民人数也达到了数百万人。
清朝初年开始的这次移民与明朝初年相比，有所不同的是延续时间很长。开始移民是强制性的。由于川渝地区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前期移民传达回乐观信息，后来有许多人陆续自愿迁往，有的务农、有的做手艺，也有的经商。经过休养生息，川渝地区很快就繁荣兴盛起来，并且人口总数和经济发展水平都超过了江西。
此时，福建西部和广东北部的客家人，人口密度大增，也在不断地向江西的南部和西部再迁移。这就是所谓“回迁”（或称“返迁”）现象。江西周边的这些地方，自然地理环境与闽西和粤北相似，而人口密度却较低。这种渐进式迁徙从明代中期就开始，在清代尤盛，使江西南部和西部丘陵地区人口大为增加。
清朝康乾盛世，全国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江西地区于1840年达到2450万人（占全国5.85%），虽然是本省人口历史上的高峰，但比其他省区要慢，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在不断下降，政治和经济地位也在逐步下降。由于京汉、汉广铁路的开通，公路网的扩展，江西从通衢要区，又变成了封闭的内陆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愈加滞后。清朝末年，江西曾是湘军和太平天国反复争夺的地区，因而损失巨大。人口从1853年的2450万人急剧下降到1873年的1770万人。
民国时期，江西响应武昌起义、倒袁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1948年人口仅有1250万人，占全国的3%左右。江西有许多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解放后，人民政府曾组织浙江移民迁入这些地区。江西成为了政府有组织地移民的迁入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在和平年代里，在经济繁荣的盛世，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人口快速增长。在战争时期，在严酷的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百姓死亡，人口锐减。江西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宋明时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江西人口的数量就代表着当时江西经济的总量。不过，这是作为古代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而在如今这个工业信息时代，一定得有天时地利人和方可。
我们可以做个小结，就是历史时期的江西特别是宋明时期的江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昌盛，而是进入了一个向华夏文明奉献的大时代，一个领先创造先进文化成就的辉煌时期。发达的人文与经济相得益彰，古典的赣文化在辉煌中成熟起来，对中国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江西被称为“文章节义之邦”，江西人被称为“文节俱高”，是当之无愧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江西历史上经济特别是宋代能占据重要位置，我个人看法是有以下几点：第一，江西有良好的自然和区位条件，风调雨顺，物产丰富，所处的区位非常好，包括大庾岭商道在我们江西全境贯穿。第二，江西历史上战争不多，有相对和平的历史环境。中国古代史上江西还是有战争，但是跟黄河流域相比，甚至跟长江下游像南京苏州这些地方相比，总得来讲，江西相对边远，战争比较少，所以它接纳了大量的移民。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大的趋势，就是经济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的趋势，江西曾是这个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它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自然就受益。
三、近代的江西发展史
讲了古代以后我们就要讲近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江西的近代历史的话，就是逐步衰落。中国的近代史我们一般认为是1840年鸦片战争，然后1841年南京条约，但我个人认为，江西的近代史应该是从1860年开始的。1860年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沿海五口通商的基础上，又继续开放长江沿岸若干口岸，九江就是在这一次开放的。到1861年，九江正式开港通商，英、美、俄等国相继在九江设立租界。资本主义列强势力从这个时候进入江西，所以我个人认为江西的历史如果从1860年划分可能更好一点，当然划到1840年也可以。
随着近代大门的打开，江西走上了一条非常沉痛的道路。为什么说沉痛呢？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江西人民在原有沉重的封建剥削下又增加了新的榨取。清朝政府打一个败仗就签一个卖国协议，就要赔款，全国各地老百姓分摊赔款，江西老百姓也逃不了。江西开港以后发生了多起教案，由于这里传统文化比较深厚，到了近代“华夷之变”的这个概念比较坚强，所以对外观传教士的抵制比较激烈，发生了多起教案，这些教案结果导致赔款。第二，就是随着鸦片战争各口通商以后，中国两千年以来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庾岭商道衰落了，沿海和沿江的航运兴起，江西从历史上一个交通便利的区域变成了交通的死角，整个区域环境处于封闭，这个对于江西近代经济发展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第三，就是“五口通商”，特别是1861年九江开埠以后，大量西方的商品逐步进入江西，使江西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瓦解，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第四，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西成为受害最烈的省份之一。太平军从广西出征，一直打到南京，安徽和江西成为太平军和清军的拉锯地，这两地的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是最为巨大的。不仅如此，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有这样一句话是“湖南人出兵，江西人出钱”。有一个统计数字，仅仅从1860至1864年，江西共向湘军提供军费3850万两白银，占同期湘军军费的一半，就是说湘军军费的一半是江西老表出的。还有一个数字，就是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各地报销军饷，官府要跟各省结账，江西奏销军饷数为4233万两，是各省最高的。这对江西的损害是非常之巨大。1853年江西人口为2450万，可是到1883年时江西的人口仅仅有1770万，少了七百万人口。仅从1870年到1908年，江西每年征收的厘金都在100万两以上，有时高达250万两，38年累计征收白银5千万两！而且这个厘金一直延续到1931年，到国民党政府时期才最终取消，整整征收了七十多年厘金。厘金把江西的商品经济彻底卡死了，这就让江西失去了近代化最基本的条件。不仅厘金厉害，江西的其他税收在当时也是非常厉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到了近代，江西总体上的文化和习俗是趋于保守的。我找了些清朝后期报刊杂志和外省人对江西人的评价，有的人说“江西物产虽富，风气未开。”上海的《东方杂志》说“江西官绅多半但奉行故事”。当时有一个江苏人在江西当代理省长，他说“江西守旧，人开化难于他省。”上海《民国日报》说“江西人性质素来保守。”当时南昌经训书院主讲湖南人皮锡瑞说“江西风气难开，一人何能为力。湖南官绅同一志向，谋事必能成。”最严厉的批评我看是来自谭嗣同，他对江西人很不客气，他说“江西习俗守旧，愚如土番，上无开民智之官，下无通民情之学会，一睹俗人妇孺意计中所不能有之雄图霸业，势必群然奔骇，不恤出死力以相沮挠，则忧而败。”而与湖南等省“自数年以来，文明日启，脑筋日灵，言新则群喜，语旧则众唾”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谭嗣同的这些话是不对的，江西也有比较革新派的人，湖南也有很多保守派的人。但这至少说明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普遍认为江西人是比较保守的，对新的东西是抵抗排斥的。我们从另外一些现象也可以看出，江西人确实是保守的。因为江西人到了近代仍然是以“文章节义”自居，仍然以“文节俱高”相标榜，仍然以“脊梁铁硬对皇天”而自豪。可是到了近代江西的士大夫还以这些人为榜样，以他们的精神鼓励自己和现代化作斗争，反对革新。
综上所述，江西的近代历史真的是非常沉痛，因此江西的近代化呈现的是一个缓慢的进程。我们从各个发面观察近代的江西，都可以证明江西的近代化非常得缓慢。从经济上看，江西的新式企业兴起得很晚。社科院何友良曾做过一个统计，近代的主要工业江西少的是落后11年，多的落后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而且这些近代工业即使办起来了，数量也很少，资本很小，所以出现了学者们称之为江西的近代化“启动晚，发展缓慢，规模较小”的特点。
再看教育，江西的新式教育发展得也很晚，跟周边省份相比差距很大。到20世纪初，江西才开始出现留洋热潮，主要是去日本。1903年，江西第一次正式派出10名留学生赴日本留学。到1908年，江西先后到日本留学的人数已近300人。留学在江西兴起了一个热潮，但毕竟比较晚了，而且留学的地域主要局限在日本，去欧美的很少，但这些留学生中出了很多很有名的人物。再从文化上看，江西的报刊和文化机构起步较晚。江西最早的报纸，是1890年传教士在九江创办的。1898年，萍乡知县顾家相之子顾燮光主编出版了《时务菁华报》，为江西第一家自办报刊。但仅出三期即因变法失败而停办。直到清末新政时期，即二十世纪初，江西报刊才较多出现，这已经远远落后于沿海和其他省份。
仅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江西经济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历史上一个经济富庶、文化昌盛的省份，一步步成为东部地区一个经济较为贫困、文化较为落后、阶级和社会矛盾较为激化的区域。而辛亥革命以后，江西长期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这些北洋军阀唯事争夺地盘和镇压榨取，根本不务建设，则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趋势。
所以二十到四十年代，江西社会总体上说就是趋于崩溃 。二十世纪20—30年代江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的中心区域，用毛主席的话讲，“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原因是江西人不爱造反，历来太平，就是因为江西近代遭遇太惨，所以逼上梁山。
如果我们看经济素质的话，那么江西二三十年代以来的表现真的是很差很差，无一不处于衰退状态，基本上到了三十年代，江西的各种经济指标都只有清朝或者民国初期经济指标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六分之一等等。
1935年以后，江西曾经有过短暂的复兴，这是熊式辉（江西安义人）的功劳。熊式辉1932年底被蒋介石派回江西任命为省主席，他决定在家乡做出一番事业，事实证明，他确实做了不少事情，特别是红军长征以后。
抗日战争期间，江西人民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直接死亡30余万人，人口减少近240万人。直接间接财产损失1万亿元。贡献兵员103.8万人， 粮食5千万石以上，占重庆国民政府征粮总量的１２.９％，将近13%。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江西是很了不起的。抗战结束以后，解放战争开始，江西的形势更是一塌糊涂，经济全面崩溃，满目疮痍。
关于江西近代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近代江西为什么会衰弱呢，我个人提出了四点原因，第一点是长期的战乱，和历史上不同，近代以来江西战乱不断；第二点是厘金制度和特别沉重的压榨，几乎榨干了江西人民的血汗；第三点是交通和区位条件的变化，江西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区域；第四点是思想观念的滞后。这四点我认为是近代江西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四、新中国后的江西发展史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建国以来江西的情况。建国以来江西的历史可以分为三段，一段是文革前，一段是文革，一段是文革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文革前应该说江西的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发展，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有了比较好的恢复。到1957年，江西已经建设了169个主要工业企业和一批小型企业，结束了江西无现代工业的历史，为江西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农业方面，江西本来就是鱼米之乡，过去农业很萧条是战乱还有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等一些原因，一旦有了一个比较清明的环境以后，江西农业就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三年困难时期，江西还调出粮食24.37亿斤，以及大量的食油、生猪、禽蛋等，为稳定全国局势，战胜经济困难作出了重大贡献。
可是到了十年动乱期间，江西和全国多数省份一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工农业方面。1965年，江西的财政收入是七个多亿，可是到了1976年，江西的财政收入只有5.19亿，比1965年减少了22%。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江西的经济可以说是逐年上升，总体经济实力显著提高。2000年江西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2000亿元的大关，达到2003亿元，比1978年（78亿元）翻了25倍多，比1990年（428亿元）也翻了近5倍。同年财政收入111.55亿元，是1978年（7.03亿）的15.87倍，比1990年（40.62亿元）也增加了近２倍。这个自己和自己比较的数据很能说明江西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可是横向比较就不行了。
2000年，江西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处于全国的中下水平，其中最好的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排名14位，最差的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25位，倒数第六。江西不仅在全国来说不行，和周围的几个省份比较，中部同比也是不行的，在中部六省中，江西主要经济指标都是排在第5、6名，最好的是第三产业排在第4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排在第4名，总体来说处于中下水平。
我们现在来看下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江西会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状况上呢，对此我们必须要做出解释，我尝试着提出这么几条原因。第一条，解放前江西经济基本上是一个烂摊子。它对1949年以来江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确有制约。这个毫无疑问，基础不好，起步和动力就会差一些。第二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江西被定位为农业省，为全国提供粮食和各类农产品是江西经济的基本目标。加之江西处于东南海防前线的二线，时刻准备打仗，解放台湾。因此江西一直不是国家计划投资和工业建设的重点区域，甚至在60年代三线建设高潮中，江西也不是重点所在。第三条，江西因为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人称“富农”，这本来是个好事，但也恰恰是因为江西有比较良好的农业基础，小日子过得还不错，所以当改革开放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江西人比较麻木，启动比较晚，没有压力，上上下下缺少发展工商业和向市场经济转进的动力。中国现在的繁荣是基于一个全新的制度，这个制度与90年代初期的政府管理体制是不同的。1998年以来，朱总理的改革把国企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地方与国外直接做生意、进行互动。它们成了经济增长的基本组成部分。大前研一认为，中国的繁荣、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繁荣，是得益于一个与90年代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它是建在大城市区的基础上的。这些大城市拥有300－500万的人口，在国际上也有知名度，资本、技术、公司都乐意进入这些地区。因此，中国政府给予这些地方一定的经济自主权，是中国经济成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
可是在中部江西省又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
先是建设省会南昌，这个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做的比较好，接着江西省矛头一转，开始学习沿海开发开放城市的“经验”，着手于建设北半部昌--九（江）工业走廊，企图以长江优势打开江西的工业经济发展较慢的格局。走廊刚刚开始好转，江西省领导变化后，新班子又把眼光放回到南昌，又开始大建省会。不久（这个大建成绩单还没有完全及格），又在中央大力建设大西部政策的“启蒙”下将建设中心移向南部赣洲地区，企图在强大资金和政策的投入下开发江西的新“奇迹”。请注意：这个投入是在南昌建设和昌九建设并没有完全及格的背景下抽动了上述两个片区的血液（资金）来强行上马的。
如此三番地轮流调动资金进行无长远目的的建设，这就是江西发展滞后于全国的深因。如果江西有充足的资金和管理经营人员，上述发展战略上的思路非常明晰，也是非常正确的。可惜，江西并不具备这个前提------充足的资金。这就导致了江西省全面经济布局的失误和由此带来的“落后其它地区十年”的后果。
由此看来，江西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弱，与此同时，江西作为小农经济观念和革命老区听从党的号召和阶级斗争传统相结合的传统比较浓厚，又使得江西在警惕、批判和扼制商品经济和市场活动方面，有着程度更高的强调和实践。
另外还有一条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江西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在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投入。1952年的全国院校调整，将师资力量雄厚，学科门类齐全，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的中正大学拆分，只保留了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江西师大，农业学院就是现在的江西农大，其他的比如理学院、文学院等等全部都并到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大学、兰州大学等等。当时的中正大学是全国一流的大学，有80多位教授，还出了很多的院士。文革期间江西更一度有62%的高等院校被砍掉，这在全国是少有的。到1982的时候，江西大学生的开支平均定额是全国的倒数第一，现在应该是倒数第四五了。所以江西的整体人员素质是很低的。
现在我们归纳一下，建国以来江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呢，我整理了四条。第一条，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僵化定位，中央把江西定位为农业省，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商业和大学。第二条，思想观念的严重制约，小农经济的束缚，农民认为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第三条，高等教育的极不发展从而人员素质较为低下。第四条，交通区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我认为这四条是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江西落后的很重要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历届江西省委、省政府为改变江西的落后面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近五年来，在孟建柱书记领导下，江西发生了巨大变化。孟书记和省委提出了解放思想，坚定信念，敢闯新路，加快发展，为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而奋斗的伟大号召。我们看到，从2002年以来到现在这六年期间，江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五个前所未有的景象：第一是渴望发展解放思想的程度前所未有，第二是正确定位政策连续前所未有，第三是国家重视和支持前所未有，第四是领导者的能力和威望前所未有，第五是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势头前所未有。举例来说，从1951到1983这34年中央给了江西资金只有3.799亿元，但是现在江西省每年向国家拿到的预算外的转移资金没有少过100亿。2004年，中部六省国家预算内资金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江西占第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由于人、土地、水电等各方面的制约，使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在内地的延伸，江西凭借离沿海地区较近的区位优势，马上就可以享受到梯度转移这个大趋势的惠荫，所以近五六年来，江西的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非常可喜的变化。比如说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处于全国前列，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居中部第二，有些年份甚至居于中部的第一；利用外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作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公路去年已经突破了两千公里，居于中部第二；这些工业的建设都是很可喜的。GDP在2006年已经突破了1万亿人民币的大关，农业总产值在2004年突破千亿元大关
以上这一系列的指标发生了非常可喜的变化，江西崛起的态势初见端倪。但是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客观上来说我们还是很落后的。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体制，大力发展教育，仍然是当前江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不要过于乐观。江西的人文环境太差，特别是官治环境不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国家，一个地方官僚的贤能的高低，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举个典型的例子，南昌的经济是从2000年才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吧，为什么？那就是吴新雄那时从江苏无锡调过来当南昌市市长。给南昌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么多年，江西的经济一直发展不行，为什么孟书记和吴省长过来以后才开始有大发展呢？这个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一直都说江西人杰地灵，确实不错。但有一点也不可否认，江西的地方官员素质太低，做假贪污得行，搞经济不行；集体排外搞窝里斗得行，领导江西经济腾飞不行。有的官员，小学都没有毕业，到地摊上搞个假文凭，还当县长、市长，滑天下之大稽。这样江西经济由这帮人干，怎么能搞得上去。俗话说的好，栽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现在江西最缺就是能载好梧桐树的好官员，建议孟书记要象刚初引进吴省长一样，加大力度，从沿海发达城市引进一大批能干事的干部，替换和充实江西各个层次的领导岗位，搞好官治，这样江西就不愁不能腾飞。但是果然好景不长，下一任书记是苏荣，就是这个人物有点像《人民的名义》上最大的反派大B0SS：副国级领导赵立春。而确实，苏荣就是在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副国级位置上被纪委拿下来的。要知道，苏荣主政江西八年，干的叫啥事，老百姓都有总结苏荣在江西7年的九大“成就”。
1、糊弄出个“一大四小”劳民伤财，弄虚作假，荒芜良田。
2、折腾，三大钢厂差点全卖给了方威。
3、折腾稀土重组,市场混乱，变相倒卖。
4、妻儿在新余胡作非为。
5、逼走老省长，提拔一批贪官。
6、画饼整出个鄱阳湖生态区，雷声大，压根没雨点。
7、全国都在大兴搞高铁，但大大小小铁路都绕过江西境内，担误江西7年铁路建设，经济严重滞后。
8、瞒报抚州唱凯决堤死亡人数。
9、庸官，无所作为，7年江西经济中部垫底。
苏荣不是一个人贪，而是将整个江西政坛不及带坏了，还带进沟里去了。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我所在那个县城的县委书记，在我读大一的那年，看到新闻贪污受贿被查，13年，曾经的省委书记苏荣被查，而前不久，原先我们赣州市的市委书记也被查，从县城到地级市再到省里无所不贪，江西还能怎么崛起？再来说他的“一大四小”工程，客观上提高了森林绿化率，但是举全省之力去争“全国第一”，代价很大，不知道搞经济，就只会种树，人送“种树书记”。江西省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至2008年，江西小康发展进程基本跟上全国步伐，但是2009年之后，差距越拉越大。到2011年，全国的小康实现程度是76.1%，江西仅59.8%。江西被苏荣耽搁了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五年算不了一瞬，可在中部地区发展的棋盘上，五年的光阴，就足可将本就落后的江西，摔入太平洋谷底，实践证明，苏荣不是江西人欢迎的领导，中庸、保守、无能、自私、贪婪，几乎葬送了江西发展的大业。五年中，江西人均收入在全国排名倒数三甲，就此一项足以让江西百姓唾骂千年。为什么一个即将退休的政治老人，还能重出江湖，统领一方疆域，难道江西在全国的发展大局中，只是“最后一届”老人无所作为、疯狂掠取的乐土。“山东产响马，江西出昏官”，不应成为现代江西的政治生态。
上面提到的全国都在大兴搞高铁，但大大小小铁路都绕过江西境内，耽误江西7年铁路建设，经济严重滞后。这从侧面看出江西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了， 想当年的那句话：“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如今想来，如今的江西交通，特别是体现在高铁动车上，尤为滞后。江西境内的高铁动车里程太短，就连省内最大的两个城市赣州和南昌都没通上动车高铁。用历史的长镜头来检视我省高速公路的发展历程，我们更能深刻体会江西高速建设的光荣与梦想、执著与跋涉。中国高铁建设大发展浪潮中，江西却没能赶上临省的步伐，成为中部六省中唯一一个没有高铁出省通道的省份。直到14年底，时速350公里、横穿赣鄱大地的沪昆高铁江西段正式全部开通，作为中国中部地区最后的高铁“洼地”，江西宣告融入全国高铁网络。
就最近几年的江西经济，特别是苏荣执政江西期间，江西的发展虽看不出多大下降，反倒是增长率还挺高，但是同比其他省份而言，江西浪费了最美好的几年，错过了崛起的最佳时期。如今的江西，江西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毗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区这三个经济最活跃经济区的省份，以及上海、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的战略腹地，是粤港澳产业产品“西进”和“北上”的必经通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赋予了江西省“内陆腹地战略支撑”和南昌市“重要节点城市”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面对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难得的战略机遇，江西应在“一带一路”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借助于这一发展战略实现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
打造联通“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纽带。一是依托现已建成的若干条海铁联运铁路和比较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积极争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项目落户江西，加快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水运口岸平台建设，加快环鄱阳湖港口建设，振兴赣鄱千年“黄金水道”，推动铁路、航空、港口、公路运输的无缝衔接，打造连接“一带一路”内陆大通道。二是依托南昌、九江两个国家一类口岸和海关特殊监管区，积极主动参与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围绕昌九一体化发展规划，积极推进昌九新区建设，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平台。三是充分利用江西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通过对接上海、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加强赣沪、赣粤、赣闽合作，努力建设成为长珠闽三大经济区联动发展、“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互动融合的重要纽带。
打造“一带一路”的内陆贸易支点。一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及毗邻东南沿海的优势，加强南昌港和九江港的建设，统筹推进各类交通设施建设和“铁海”“公铁”“陆海”多式联运，实现向东、向南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向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构建内陆进出口货物集散中心和物流商贸中心。二是依托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和临空经济区，加快航空运输网络、电子口岸互联互通工程等建设，通过空中走廊和数字通道，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和跨境电子商务产业交易链的建设，构建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对外开放通道。三是争取国家支持设立南昌综合保税区。近年来，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太原、银川等地通过设立综合保税区，搭建外向型经济平台，大幅提高了区域的开放度，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江西地处中部地区、长江经济带的中心位置，在南昌设立综合保税区，可以构建对接沿海产业转移、连接西部产业的通道，深化沿江向内陆纵深开放，打造“一带一路”对内延伸的贸易新支点。
打造“一带一路”的产业支点。充分利用江西资源丰富、生态优良的优势，发挥绿色食品、工艺技术、文化创意、新能源新材料、生态健康旅游、劳务输出等优势，将优势产业作为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开放的重要突破口，坚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推动江西优势产业抢占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成为“一带一路”的产业支点。一是打造国际绿色有机食品集聚区。充分利用江西农业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的优势，大力发展精致农业、有机农业，着力推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品牌化，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精致农业和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基地。二是打造国际节能环保产业集聚区，立足江西的产业基础和生态优势，加大低碳工程、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以LED、锂电新能源产业、有色金属和稀土新材料等为重点，打造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产业链，形成节能环保产业集群。三是打造国际陶瓷及陶瓷文化创意基地。充分发挥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优势，发挥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等现有开放合作平台的作用，着力打造集聚世界艺术陶瓷、日用陶瓷、工业陶瓷等创意、策划、品牌、工艺、学术交流的平台；借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策优势，搭建陶瓷产品产业合作暨交易平台，把景德镇陶瓷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瑰宝与东盟十国的陶瓷文化艺术精品及陶瓷产品汇集于江西，从而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及陶瓷产业的合作和发展。四是打造生态健康国际旅游目的地。大力挖掘特色旅游资源，充分发挥江西独特的人文、地缘、旅游、生态等资源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打响“江西风景独好”品牌，建设特色鲜明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打造“一带一路”的人文支点。一是促进文化对外交流合作。推动建立江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文化团体、行业商协会等之间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充分挖掘江西陶瓷文化、稻作文化、茶文化、禅宗文化、道教文化、客家文化等丰富资源，架起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讲好“江西故事”的桥梁。二是打造高端国际交流平台。积极争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人文领域合作的各种活动来江西举办，重点把世界低碳大会、世界生命湖泊大会等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交流平台，开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环境治理、清洁能源、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三是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景德镇、河口镇、梅关古道等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预备名单。将这些在丝绸之路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网点，与其他省份的遗产点联合起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也有利于振兴当地经济，造福当地人民。四是密切人文交流交往。推进人才、智库、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媒体等友好交流，通过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增强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合作，实现物畅其流、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总结来看，江西的发展问题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原因。
作为地地道道的江西人，深切的希望江西这片大地快点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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