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早期神修领域更多集中体现为巫的实践活动中。
全世界各地巫蛊之术都有出现，基于人的独立性显现的信仰多元论，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呈现为多神论或万物有灵论的普遍现象。巫就是这个现象的经典且集中的显现。
但是华夏文明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巫的实践活动不是单单表现为不可知论的玄学色彩，而通过一系列修神活动，使得巫在族群的意识形态形成（群体的三观的塑造），政治治理的理念方法，实践决策的介入，乃至早期文明核心理论的形成、人类早期知识形成及传播等等领域都发挥出一系列重大的作用。
比如距今四千年前，华夏族面临大洪水威胁时，变更旧有占卜之法，成就《易》为核心的新占卜法。以其理念为指导，协助舜禹完成治水的宏大功绩。
很显然，仅仅靠占卜，是无法实现大禹治水的结果的。占卜只是呈现出那个时代，决策合法性的一个表面现象，而在实施占卜决策活动之前，显然巫要做大量的工作，知己知彼，客观分析局势，探索正确实践方式，有效实施政治动员，完成族群思想动员，完成族群组织工作等等。更多的做好这些工作，那么最终的占卜的有效性才能比靠直觉或经验实践的实践有效性要高很多。
很显然我们现在看到华夏早期巫的占卜行为，仅仅是大量实践活动完成后，象征性的聚集的表象。中国的巫的活动最独特的情况就反应在这里，上观天文，下视地理，中晓民心，寻找可能的内在关联的规律性，找出社会现象及解决问题的可能范式，最终以占卜之法呈现出这个整体活动过程。最终使得巫参与的决策结果远优于人类早期盲目的自然实践结果。
这就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择之之后，大禹能以此完成治水的可能。
所以，华夏文明自强向善之道的总结就来源于《易》，而《易》是古代华夏巫作出最终辅助决策的合法性表演（占卜）行为的理论总结与理论依据。
因此，华夏文明的理论、理念、观念根源出自巫。是一个不容否定甚至质疑的客观事实。正是因为巫的作用这么重要，实质上从今天的视角，巫的活动要产生效果，不仅仅意味他们代表了当时的神权，巫更是高明的理论学者，顶级的政治活动家。巫要在众多领域完成对自身平庸者常态的突破，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才能满足华夏早期实践需求对巫的要求。正是因为巫的重要性如此之高(他不仅仅是去完成一个占卜），所以华夏文明历史记录中从华夏族诞生开始，王权就寻求与巫（其代表的神权）的融合。我们看到历史记录中，从黄帝开始，华夏族首领都是大巫。（神权和王权的制度化的合一基本是良渚文化带来的，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华夏族在禅让时期完成了王权神权合一的局面，并创造性开启了王权作为最高主导的世俗化历史进程。
我们要去掉今天基于刻板印象以及站在生产力发达的今天的不恰当立场去认识古代实践活动的偏差，才能更客观的认识远古历史。因此正确认识古代华夏巫的作用地位，以及尽可能探索他们实践的整个过程，会让我们对我们华夏文明自身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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