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福特省长，关在家里不能出门的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安省经济重启的“蜗牛步伐”是不是太慢了？福特无奈地说，如果重启以后疫情卷土重来，你一定会问我是不是开放得太快了。
牢骚归牢骚，福特还是得老老实实回答记者的问题。因为问问题就是记者的工作，怎么问都有道理。媒体的职责不是出谋划策，不是解决问题，他们不当家不需要关心柴米价值几何，但他们却有权对当家人挑三拣四而不会被责之以“你行你上”。
除了记者，问问题的人还有很多。近三个月来，我的日记一方面记录疫情期间发生的点点滴滴，另一方面也希望透过非常时期的种种现象来向读者介绍加拿大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运行机制。现在到了收尾的时候，也该梳理一下这段时间大家提出的问题。
第一类问题当然是关于公共卫生部门如何应对疫情。风口浪尖被责问最多的就是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Dr. Theresa Tam谭咏诗医生。我已经写过两篇文章介绍谭医生的职责和疫情期间的表现。平心而论，我个人认为谭的表现是及格的，不能以事后诸葛的角度去苛责当局者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每一项决策。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回顾一下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抛开某些政治作秀和带有种族色彩但马上被主流否定的个别言论，合理的质疑有几点。
一是疫情之初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加积极的边境管控措施？批评者认为，加拿大的疫情应对效果虽然比美国和欧洲好很多，但不如澳大利亚等国。如果早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比如更严格的边境检查和追踪，是不是会更好？谭本人实际上从正面和侧面都回应过这个问题，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早期的边境管控造成了后来更加严重的疫情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口罩。谭初期坚定地认为不需要戴口罩，甚至认为戴口罩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多于正面作用。其后随着疫情发展，谭医生几次改口，到现在改成了“建议”在不能保持社交距离时戴口罩来作为一种额外保护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者的角度主要在于谭医生为什么前后不一致。实际上，多位专家和国际主流医学学术刊物都发表过观点，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戴口罩与疫情发展有必然联系。国内受到追捧的张文宏医生早期也提出过不必戴口罩的观点，只是后来不让这么说才不说了。
第三个问题我倒是觉得有反思的必要，就是公共卫生部门在其日常工作中对可能出现的疫情警惕不够，准备不充分。批评者指出，去年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花在宣传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经费为560万加元，而花在国家紧急战略储备上的却只有300万。防范不足导致疫情爆发时加拿大的N95口罩战略储备只有区区10万只。
谭医生的职位属于专业技术官员，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理任命。不论质疑是否合理，攻击谭医生的自然来自反对党阵营。不过，相比于对谭医生的质疑，反对党更在意的是执政党的政策。
正常状态下，国会每天举行会议，对财政预算、重大立法事项进行辩论，对政府总理和各部部长提出质询。疫情以来，由于对集会的限制，国会一度中断，重开之后目前也只是每周举行一次现场会议和两次线上会议，而现场会议只有少数议员能够到场以保持会场内的社交距离。
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党魁希尔一再要求特鲁多总理增加国会开会时间，以便对重大问题进行充分审议。对此，希尔举例说，疫情期间的经济救助政策都是在一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的国会会议上通过的，一项数十亿上百亿的财政支出常常只有十五分钟的辩论时间，这在平常是不可想象的。
最近，希尔更指责联邦政府的救济金发放过程漏洞百出，让不少骗子钻了空子，冒领救济。有媒体报道，政府工作人员接到指令，让他们忽略有关欺诈的投诉，继续给所有申请人发放救济金。
特鲁多总理回应说政府试图尽快将救济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因此不得不暂时放松审查，但政府反复申明将在事后追查欺诈者的法律责任，追回误发的钱。对这一解释保守党显然不买账，要求政府一手发钱一手加强审查，两手都要硬。希尔对记者说：“纳税人有权知道政府在怎样花他们的钱。”
作为国会反对派领袖，希尔的工作之一就是对政府的一切行动提出质疑，这些问题自然得到了保守党拥趸和不喜欢自由党的民众的追捧，纷纷加入声讨自由党政府疫情经济救助方案的队伍。而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提出了比希尔更加尖锐的问题。
希尔的问题还停留在政府如何花钱，哪些人群和企业应该得到政府资助，等等。相对而言，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更根本的问题——钱从哪儿来，希尔却似乎没有太多疑问。反而是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民众不断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也容易理解。政客的言行总是经过筹划算计的，目的是增加自己的支持率，谋划的是下次选举中的选票。在大量失业大量企业关闭的大背景之下，反对党也只敢质疑福利发放是不是足以覆盖所有有需要的人，却不敢质疑钱从哪里来，因为任何有可能耽误发钱的提问都会让提问者付出选票的代价。
所幸这个重要的问题不会缺席，反对党害怕得罪选民而不敢问的问题有媒体和网友会问，而政府对这些问题也不能忽视，照样需要给出答案，因为媒体和反对党一样可以影响选票。
钱的问题还有另外一层，那就是联邦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预算调剂。我曾介绍过，加拿大的联邦政府与省政府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各自为政。二者的合作很多时候都围绕着经费问题，更像是生意场上的讨价还价。
每年，联邦政府要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各省政府。这笔钱主要分为三项，一是医疗卫生费用，二是社会费用，三是“平均调剂”。前两项专款专用，医疗费用只能用于医疗，社会费用只能用于高等学校、学前教育、社会服务等，而“平均调剂”则是为了平衡各省经济发展的差异通过“劫富济贫”的手段来保证每个省都有相当水准的财政收入。
这里面前两项是按人头算，分到每个人头上的钱一样多，因此人多的省得到的钱也多。这两项是联邦向省政府财政拨款中的大头。2020-21年度，联邦拨款共计816亿加元，其中医疗为419亿，社会费用为150亿，这两项加起来占了2/3。
“平均调剂”也是按人头算，但算法是把全国人均税赋与该省人均税赋的差价乘以该省人数。也就是说，经济欠发达的省，因为人均收入低，故而人均交税金额也低，他们从联邦得到的钱就相对较多。而那些经济发达的省，人均交税金额高于全国平均，则得不到这笔款项。
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安省，自1972年实行这一政策以来一直是“平均调剂”的净输出省，从未得到过这笔款项。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重创加拿大金融中心多伦多，安省才第一次接受这笔拨款。然而，在经济复苏之后，从2018-19年度开始，安省再次失去了获得“平均调剂”拨款的资格。
即便是在安省得到“平均调剂”款项的那些年份，由于安省纳税人上缴的税收总额远高于其他省，通过医疗、社会等项拨款和其他联邦政府支出，联邦财政开支落到安省头上的也低于安省贡献的税收。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这次疫情受到影响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安省自然希望能够从联邦政府获得更多帮助。昨天，特鲁多总理在与各省省长的联席会议中宣布联邦将拿出140亿专款帮助各省疫情之后的重建，然而福特省长表示这笔钱是杯水车薪，单是安省一个省就需要230亿。
于是福特省长也加入了向联邦政府提问的行列。福特说，安省的纳税人每年向联邦政府输出的税收比安省从联邦获得的拨款多130亿，我们要求得到属于我们的那一份。
显然，疫情还没有过去，疫情之后的重启和新常态也才刚刚开始，这样那样的提问还会继续下去。这些记者、政客、网民没有因为疫情而暂停提问的步伐，也不可能在重启之后停止。不论有多少灾难，不论有多少荣光，提问的权力是让社会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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