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切地体会到，电动自行车是人类交通史上最为神秘的东西。
它总是在空旷街道上以最为惊险的方式从你前方掠过；它总是在你按喇叭提醒的时候“装作没听见”一如既往地逡巡；它总是你正准备超车的时候往你这边愤然一扭，刹住了一排机动车后拍拍屁股扬长而去。
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有一次在南湖大道和民族大道的路口，父亲正在左拐，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妈妈骑着电动车带着一个小女孩，旁若无人地斜刺过马路，逼停了几个方向的车。我坐在后排也惊出一身冷汗。
从小就感觉父母开车时候的狂躁情绪十有八九都是神秘的电动车引发的，现在我也能理解并且较有节制地加入了他们。母亲开始骂骂咧咧起来，不过不管她是怎样骂的，有趣的是，十二、三岁的我唯独记住了其中一句话：
“她带着个孩子还这样！”
二
十二、三岁真是个奇怪的时期。半大不小的，还没有或者不能认清自己，很把别人的评价当一回事，喜欢把别人标签化的东西粘在了自己身上，处理方式简简单单、以为自己也同样简简单单。现在想来，其实十二、三岁的心中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很细微的变化，我开始关注一些一般也就左耳进右耳出的东西，并开始讨厌吵闹的东西、甚至从中连一时的快乐也得不到。然而我没有明显觉察。
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录的习惯，大概是极度懒惰、喜欢打游戏的缘故罢。
坐在电动车后面的小女孩看起来七、八岁的样子，我是在这个年龄强烈而不自觉地出于对更小一点的小孩的关怀吗？她是否已经习惯于她母亲这种“常规行为”？她会成为不守交通规则的下一代吗？
接下来的几年里，每次看到电动车呼啸而过时，我就再次思考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个想法。
2013年，据说有个胆大的有钱人在答记者问时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改进办法，即著名的“按学历生孩子论”。说实话和我的想法有类似的地方，但我不愿多说；不过我想的评价标准是“素质”，一个极端抽象的概念。
这种东西，随便想想也就罢了；若是当个正经事，即使真的实现了“按素质划分的计划生育”，恐怕我将荣幸地成为第一批榜上有名的“公民”呢。
三
去年正月初七，随家人往归元寺拜财神。
在少年时期我很喜欢拜财神，总是在别人还在拜其他的神的时候就只身冲到财神面前等着同伴了。那个时候可能是觉得这样子很有趣，可以引起欢笑，现在想想也是蛮傻蛮可笑的。
后来大了一点点，我便不再拜了。正月初七的归元寺人声鼎沸，找到一个空位置不容易。我只是默默伫立一旁，努力让自己静下来。为一个位置眼睛瞪得像铜铃，生怕前头的人一走自己没有抢到而搞得浑身紧张，这真的是佛希望看到的吗？想这样得到一个位置，再草草拜完起身，这样一来岂不心乱？不过在没甚香火的寺庙我同样不拜。没有习惯它的流程，过程中不免思考下一个步骤是什么而囿于肉体上的礼仪使我难免分心。
我只道心中有佛。尽管俗人看来可能是故弄玄虚而已；可是心生“净信”哪里是让人用来显示“分别”的呢？要显示“分别”哪里能求得片刻“净信”？
但我不会吝惜钱包。我希望捐的功德能够用在实处，诸如寺庙的翻修、建设以及接济穷人，有信仰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也希望它真正能够给予需要的人心灵的安慰。
不过说句玩笑话，也是我“拜够了”。很奇怪，从十二岁开始，不管天有多冷，只要一个人睡觉，熄灯了以后总要从被子里爬出来，对着墙壁默默拜佛，连续不断坚持了三年。抑或因为当时对悉达多王子出走的崇拜？抑或因为佛教包容性的尊敬？想想也蛮好玩，甚至有点不可理解，一个半大的小孩，冬天穿着秋衣秋裤，夏天穿着睡裙，春秋穿着大红白花的睡裤，天天睡觉前煞有介事地对着墙壁嘴巴里还仿佛念念有词，也不知道在那里干嘛。
在归元寺买了红布条写下愿望。我第一条祈求家人的平安，至于其他，皆有因果，不得妄念；第二条，我执笔沉思，直到扛不住后面人的推搡，我才写下四个字：
“世界和平”。
四
因为一个经常一起打牌的高中同学已经皈依，我们总是会有这个方面的讨论。我常常说一个好的宗教（或者社会）的本质应该是关怀、是包容，而不是纠结于在仪式上应该拜哪个神或者怎样拜。如果稍有宗教上的分歧整个人就变得像QQ表情一样冒火冒烟，那不是好的宗教、那是邪教；更别说对“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修行，那无异于拿枪指着你名之“解放”的恐怖分子。
所以宽容一点想，一个妈妈骑电动车带着小女孩横穿马路被谴责的行为，完全是因为她“没素质”造成的吗？八月份在成都，我就看到至少主干道基本上都用塑料护栏划出了非机动车道，严格遵守着交通规则。反观武汉的道路，非机动车道都用来停车了，只留下狭窄的通路还时常被行人或者摊贩占领，让电动车往人行道上走不是、机动车道上走也不是。前几年说要取缔电动车，公共交通覆盖不够以及路不好走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提案最后不了了之。
不管有没有电动车，大家都是纳税人，如果现阶段在规划城市的时候只考虑到了一方，甚至强迫另一方放弃权益，美名曰“美化城市”，同样无异于恐怖分子。
提出这种想法以及附和的大多数可能是机动车车主，恐怕难以体会负担不起机动车的人的辛酸。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委屈，你越是借此蹬鼻子上脸他就越急、越要继续嚷嚷；如果最后爆发出极端行为，那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悲剧。你让他的不良情绪关在小黑屋子里出不来，一边怪他可恨，还一边继续缩小他的空间；高尚绝对不是通过这样体现的，而是应该让他释怀。
不够平等的社会环境造成劳动的不平等，有时候一份“卑微”的工作让人羞于启齿，社会在骨子里形成的并非劳动观念，而是劳动牟利观念；人们觉得游手好闲的贵族生活是值得炫耀的东西。每次在看到从事“卑微”工作的人，都会在道德上感到羞愧，并且希望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而觉得低人一等。
在成都东站改签的时候，售票员态度很是不好。不过想想她每天都做这样的重复工作，换做我不到一个星期可能就要生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她每天憋屈在玻璃背后，也是怪可怜的、难怪一肚子烦躁；而我纵使受她一时的气，外面的空间也足矣让不快烟消云散。
初中的时候读到白居易的《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心中感叹哇诗居然可以这样，没有一点修辞，可是触目惊心。最近因偶然的机会重读《卖炭翁》，却多了一层感动，白居易相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可以“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的官人，但他理解了这种痛苦，做了自我反省。
白居易晚年极力希望人们能够读到的是《卖炭翁》而非《长恨歌》之类。蒋勋先生说：“一个社会上如果有这样一群贫苦的人存在，还要吟唱《长恨歌》，他（白居易所代表的觉醒的知识分子）会觉得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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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依笛
20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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