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哲学动态》2018年第1期
摘要：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分野主要有五个特征，可以分别从地理和历史、论域、应用方法、研究风格、规范性五个层面加以说明。这个分野应当被看作一种学术上的错误策略，其主要意义在于历史层面，而不是学理层面。我们无需对这两个阵营的对立冲突给出任何选择性评判，也无需根据其中任何一个阵营的工作来展开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我们对这个分野的关注完全基于对当代西方哲学整体发展的兴趣，通过对这个分野的理解说明当代西方哲学的整体性特征。
作者简介：江怡，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众所周知，出现于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分野，被看作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在历史上这个分野存在其自身的哲学根源，但在事实上的出现却发生于20世纪，并且据说是由分析哲学家们最早提出。最近十几年，国际学术界对这个分野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提出要超越或沟通这种分野的观点。虽然早在 20 世纪60年代就有王浩、罗蒂等人提出超越这个分野的想法，但时至今日，关于如何超越或沟通的问题依然众说纷纭。在本文中，笔者希望表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分野应当被看作一种学术上的错误策略，造成这个分野的主要原因完全在于分析哲学家们的学术自负和认识盲点，而不在于他们与欧陆哲学家之间的观点差异。而且，笔者还将说明，放弃或淡化这个分野，将是我们拓展哲学认识、重新理解当代西方哲学主要特征的重要一步。
1分野的主要标志和特征说明
关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分野的经典表述，主要来自英美哲学家们的论述。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特征描述使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看待这种分野。例如，当蒯因把哲学理解为科学研究的延续，他就努力地把物理学、数学和逻辑等都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标志；而达米特或斯特劳森等人更是把分析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重要内容。在欧洲大陆哲学方面，英国哲学家克里奇利则把这些哲学简单地描述为一种对古希腊哲学意义上的智慧的追问，而不是满足于对知识本身的探究。根据这些哲学家们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提出区分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以下五个特征。
一是地理和历史上的区别。分析哲学往往被看作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要出现在英语国家( 虽然其发源地是在德语世界) ，而欧洲大陆哲学当然就是指出现在欧洲各国的哲学，主要包括了德国的现象学、存在哲学、诠释学以及法国的现象学、黑格尔主义哲学或反黑格尔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还有法国的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等。虽然从地理上划分这两种哲学并没有任何学理上的充分根据，而且的确由此引发许多诟病，但这种标记方法却可以使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两种哲学的某些特征，即国别和地域的特征。因此，在谈论这两种哲学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以“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作为它们的主要名称。从时间上看，虽然分析哲学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欧洲大陆哲学”这个名称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被使用的，之前的用法一直是“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等。由于“欧洲大陆哲学”名称的使用，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欧洲大陆哲学的特征，而不是继续关注现象学或存在主义哲学或诠释学等不同研究领域中的不同问题。当然，这种关注主要来自英美分析哲学阵营。对欧洲大陆的哲学家而言，“欧洲大陆哲学”这个名称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因为他们通常不会承认这样一种哲学阵营的存在。更有意思的是，目前越来越多在欧洲大陆工作的哲学家都开始偏重使用分析的方法展开哲学研究。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简单地用地域划分不同哲学阵营的做法，为何成为我们谈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方式? 或者说，这种地域划分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原因?
二是论域上的区别。通常认为，分析哲学家关注的是语言与知识问题，而欧陆哲学家则更关心形而上学或本体论问题。这个区分更多地来自对分析哲学研究的历史考察。从弗雷格开始，分析哲学家们一直采取的是“语义上行”的路线，而从胡塞尔开始，现象学研究似乎也主要关注的是形而上学问题。然而，这种印象的产生主要来自我们对这两种哲学传统的不同理解。由于阅读和视野上的限制，我们往往容易忽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而更多地是从自己所了解的材料中去提取某些一般性的结论，对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经典作家的著作也采取了一边倒的阅读方式：或者是偏重于对分析哲学的了解而排斥欧洲大陆哲学家的著作；或者是更喜欢接受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而对分析哲学嗤之以鼻。一方面，这些不同的理解方式或截然相反的态度来自哲学家们自身：分析哲学家们对来自欧洲大陆的哲学同行们的工作始终抱有一种拒斥的态度，把他们的工作看作近乎无意义的胡说；而欧洲哲学家们则认为分析哲学的工作性质完全背离了哲学智慧的道路。这些争论早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历史公案。例如以蒯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们联名反对剑桥大学授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荣誉学位。另一方面，这种不同态度和理解方式也来自西方哲学家们对自己哲学传统的不同认知。正如克里奇利所说，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都自称来自对康德哲学的反对或继承，正是他们对康德哲学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方向。例如，分析哲学家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哲学理想建立在科学研究的模式之上，因此他们对康德的先验哲学就毫不奇怪地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但又希望能够从概念分析的角度对康德的批判哲学给出更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斯特劳森的 《感觉的限度》一书就是对康德第一批判的重新解释。相反，欧洲大陆哲学对康德的赞同态度则以重新建构先验哲学模式而呈现出来了。
三是在应用方法上的区别。通常认为，分析哲学采用的是逻辑分析的方法，而欧洲大陆哲学则主要采用的是诠释学的或现象学的方法。的确，逻辑分析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早期分析哲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是弗雷格还是罗素或早期维特根斯坦，他们都把逻辑分析当作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主导精神；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也是用逻辑分析方法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典范。即使是在后来的分析哲学发展中，例如在蒯因和戴维森、普特南等人那里，逻辑分析也被视作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然而，分析哲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同时也表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即逻辑分析逐渐为其他分析方法所取代，概念分析、语境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也或多或少地在分析哲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正如斯特劳森所说，分析哲学应当被看作具有两种面孔的哲学，即作为具体分析活动的哲学和作为整体考察的哲学。而倘若一味以逻辑分析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特征，许多在以往被看作典型的分析哲学家便会被排除在外，甚至包括后期维特根斯坦和牛津学派的哲学家们。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现象学和诠释学方法通常被看作主要标志。然而，无论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还是诠释学的视界融合都无法完全刻画欧洲大陆哲学的主要特征，尤其对于当代法国哲学家来说，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如何融合来自德国的现象学哲学与其自身具有的法国思想传统。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列维纳斯的现象学伦理学都是比较好的融合示范，然而我们对它们却无法用现象学方法或诠释学方法加以说明。
四是研究风格上的区别。在当代哲学中，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通常会以是否追求严格精确性作为分水岭：分析哲学家历来强调自己哲学研究追求的就是清晰的概念和严格的推理，并把这一点看作所有哲学研究的主要特征。由此，他们把凡是不符合这一特征的思想研究都归咎于非哲学领域。欧洲大陆哲学就被看作属于这样的领域。然而，分析哲学强调的这种研究风格与他们所确立的哲学研究目标和方向密切相关，即，要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和精确性，无论是所使用的概念还是语词本身。如此一来，严格精确就成为分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可是，即使按此标准，欧洲大陆哲学是否就真的缺乏严格精确呢? 或者是分析哲学家们无法理解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 例如，对卡尔纳普批评海德格尔的文章，人们通常都会被认为是卡尔纳普并没有理解海德格尔，而不是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身缺乏严格精确性。这种情况类似对逻辑概念的理解。虽然人们对逻辑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绝不能说某个民族的文化和哲学没有逻辑，否则就像是说这个民族是没有语言的一样。因此，严格精确性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哲学研究目标的理解，不应用一个标准去确定其他的哲学。
五是哲学研究的规范性问题，即是否把美学或伦理学等学科纳入哲学的研究领域。在早期分析哲学家那里，美学、伦理学以及宗教信仰等都被排除在哲学研究之外，因为它们都是无法说清楚的东西，因而都是无法用规范性去说明的内容。这里所谓“规范性的说明”，是指能够用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思想，并且能够根据某些推理原则给出符合逻辑要求的思想。相反，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美学和伦理学却是主要研究领域，神学研究甚至被看作解释现象学发展的出路之一。这些思想研究并没有提出规范性问题；相反，规范性概念恰好属于伦理学或美学的范畴。或者说，伦理学和美学就是为道德行为和审美活动提供规范性说明，只是这样的规范性说明未必需要逻辑规则加以限制。有趣的是，在以哲学分析为主要特征的当代英美伦理学思想中，规范性概念发挥着主要作用，或者说道德研究就是为行为规范提供说明。这样，当早期分析哲学家们把关于规范性说明的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排除哲学之外时，对这些学科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完全离开哲学；相反，它们在分析哲学阵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兴起和政治哲学的复兴，为规范伦理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摹本。因此，我们已经无法把是否强调规范性研究作为区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重要标志。
当然，在所有这些区分中，方法和风格的区分最为明显，我们通常就是根据方法和风格上的不同来区分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然而，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可以被清楚地界定为属于其中哪一个阵营。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标准本身是如此模糊，甚至反过来，正是因为这些标志被设定得如此“清晰”，以至于无法把任何一个哲学家正确归类。事实上，在每个哲学家的思想和工作风格上，都存在着分属于不同“标志”的某些特征，如同“家族相似”一样。如此说来，这些划分标准的设定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即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某些哲学家的工作中判断出他是否属于分析的传统，我们也很难这样判断某个哲学家的工作是否属于欧陆哲学的传统，因为“在欧洲大陆工作”或“使用非英语写作”绝非欧陆传统的决定性判别标准；同样，我们无法根据某个哲学家“在英语国家工作”或“使用英语写作”而断定其属于分析传统。当然，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即使某个哲学家使用了分析的方法或在写作风格上更偏向于逻辑语言，我们也无法完全断定这个哲学家的归属阵营。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把当代哲学家们的工作简单地划分为分析传统和欧陆传统，并不符合当代哲学研究的现状，也无益于我们对当代哲学发展的了解。
2 如何看待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野
历史地看，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野曾经导致当代哲学发生重要变化。或者说，当代哲学的格局划分恰恰以这种分野为依据。这种划分造成了当代哲学家被简单归入不同阵营的结果。然而，由于哲学家们的工作原本就是按照自身的思想传统进行的，因此这样的划分不过是对这些思想传统的一种简单归类而已。这种归类对我们理解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帮助，但同时也带来了思维简单化的危险。
首先，从学术政治上看，这样的划分是一种错误的策略。从分析哲学家的角度看，欧洲大陆哲学的确具有许多与他们的思想研究不同的特征，他们把这些特征看作非哲学的，但这样的看法具有明显的学术偏见。
从哲学史发展角度看，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确出自一个来源，即来自古希腊思想中的形而上学。早期分析哲学家弗雷格和现象学家胡塞尔都把对意义问题的讨论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尽管他们处理意义的方式各有不同，并由此导致了后来的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分野。从最初形成问题的出发点看，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方向，就是反对传统思辨哲学的运思方式，强调从概念意义澄清和表达方式改变出发，重新确定哲学研究的方向。这些都使得20世纪哲学表现出不同于近代哲学的重要特征，这就是怀特所说的 “分析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分析的时代，无论是来自英美的哲学家还是来自欧洲大陆各国的哲学家，都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哲学研究应当关注人类语言和理解方式，这是人类与世界建立密切联系的主要通道，也是人类形成自我认识的重要形式。人类的语言活动与人类的经验密切相关，也与人类的思维形式密切相关。因此，当代哲学家们都会把对语言的关注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这不仅是分析哲学家们关注的内容，同样也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正是这样的共同信念使得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明显地区别开来。然而，当分析哲学把发生于欧洲大陆的哲学推到自身的对立面时，整个当代哲学的话语就被割裂了；此举同时亦限制了分析的范围和性质，使得原本作为整个20世纪哲学的重要工作最终被推向一个被视为更加具有工具理性性质的极端。这种分野的结果是造成了当代哲学研究领域的对立，使得哲学家们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首先需要选择自己的阵营，以免招致相同研究领域中的同道们的攻击。应当说，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结果。所以，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分野在学术上是一个策略错误。
其次，我们必须把这个分野看作历史的而非现实的。按照麦克·比尼 ( Michael Beaney) 的说法，“分析哲学”更多地具有历史意义，而并不严格针对当下哲学研究现状的描述。这种历史意义上的分析哲学研究带来了两个明显的结果：
其一，我们对分析哲学的讨论主要是在“分析哲学史”的范畴中，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流派。目前，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第 24届世界哲学大会首次把“分析哲学史”列为分会场主题，这反映了国际哲学界对分析哲学史研究的重视。但这种重视也恰好说明，分析哲学研究已经走进了历史，或者说，我们已经是在哲学史而非当下的意义上讨论分析哲学的存在了。
其二，把分析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不仅是向其历史的意义回归，而且也恰当地表明了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基础作用。在哲学史上，分析始终是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被使用。但无论哲学家们的分析采取何种形式，都是通过分析而展现自己的思想内容和概念构成方式。更确切地说，整个西方哲学就是一部分析的西方哲学史。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重要的分析哲学家并不刻意强调自己的哲学是属于分析的，而是突出哲学研究的特点原本就是分析的。当然，这也凸显了分析哲学家们的学术自负。
的确，在美国和英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例如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分析哲学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占据着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以至于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哲学在这些国家大学的哲学系无法生存，只能转移到类似文学、文化批判、宗教学、民族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并在那里发挥哲学的作用。虽然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被看作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但分析哲学家们由此把这样的分析方法作为哲学研究的全部，就使得哲学研究在当代西方变成了一种更具有技术性特征的哲学，而不是根植于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概念活动。这些都表明，当分析哲学家在强调自身哲学研究的特殊性并将自身区分于来自欧洲大陆的哲学思想时，他们更多地以西方哲学主流自居，并以此作为评判其他哲学是否可以被称作哲学的主要标准。这种学术上的自负和傲慢恰恰背离了分析哲学的基本精神，即民主、宽容和自由。可以说，正是这种自负和傲慢，使得当代美国哲学家恩格尔( Peter Unger)在其《空洞的观念：对分析哲学的批判》(2014)（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慧田哲学”推送）一书中对分析哲学的主流哲学地位提出了严厉的质疑，甚至牛津大学教授威廉姆森( Tim Williamson)也为他站台。在恩格尔看来，分析哲学家们所提出的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观念，其中并没有实质性内容，其讨论从语义分析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内容出发，这最终导致哲学研究完全背离了其为自身设定的目标，即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智慧和真实的知识。该书的出版对当代分析哲学研究阵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引起了英美哲学界的极大争议。其实，他的方法类似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待自己前期哲学的态度，即反思自己所从事过的哲学研究，揭露这些哲学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和问题，最后，放弃这种哲学，以至于最后放弃了所有哲学努力。恩格尔通过批判分析哲学的空洞观念，指出了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即通过实质性的反思形成真正实质性的哲学，这就是体系性的形而上学，包括对世界和人类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这些思考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分野重新作出判断。
3 如何重新理解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分野
如前所述，无论我们现在如何看待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分野，这个分野至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如果承认这个分野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是否需要致力于了解这个分野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交流对话是如何展开的呢? 在这里，笔者试图表明，我们无需对这两个阵营的对立冲突给出任何选择性评判，也无需根据其中任何一个阵营的工作而展开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相反，对这个分野的关注应该完全基于对当代西方哲学整体发展的兴趣，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个分野的理解说明当代西方哲学的整体性特征。
❖ 罗蒂
罗蒂曾致力于这两个传统之间的融合工作，提出了跳出这两个阵营冲突的第三条道路，即 “后哲学文化”的哲学或“对话的哲学”。然而，关于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从这个分野的提出之初就开始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正是两种哲学传统的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导致两者之间不可交流，最终使得他们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分道扬镳。虽然不少哲学家曾努力寻找各种方式促成这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和解，但结果始终不尽人意。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种方式讨论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对话，这就是要超出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差别，从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出发，找到他们的理论观点对话的可能性。这种讨论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我们不需要对这两个阵营本身提出自己的偏好或立场，而只需要对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对他们提出的理论观点给出自己的哲学评价，无论他们最初提出这些问题以及所给出回答的动机是什么。
按照以上方式，一旦能够对这两个阵营的分野得以产生的历史根据和思想渊源给出合理的说明，似乎就可以找到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区分的真正原因。然而，或许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即使我们可以找到这两个传统分野之初的哲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甚至可以判定他们所讨论问题的共同根据，但这似乎对我们所讨论的这两个阵营的分野并无特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为何具有相同问题根源的哲学家会最终在哲学立场和方法上的分道扬镳。因此，问题在于他们之间的分歧究竟从何开始。只有搞清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这种分野的历史意义和理论内容，否则只是满足了我们的历史好奇心而已。鉴此，我们应当对这两个阵营中代表性哲学家的思想作更为深入的讨论，通过讨论具体问题揭示这两个传统分野的真实根源。例如，胡塞尔和弗雷格的思想动机和分析结果、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的方法分歧和思想差距、奥斯汀和梅洛—庞蒂的风格特征等。我们应更多地从哲学家们所讨论的问题出发，而不是关注他们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这或许有助于理解当代哲学的变化和当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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