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这个惊蛰日格外安静，不见唐时张说的“春风带雨，拂黄变柳”，也不见宋时范成大的“浮云集，轻雷隐隐。”可巧逢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博学大家汪曾祺先生（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的百年诞辰，安静中不能不留下些声响。正午时分，顺手从多年前友人赠送的《汪曾祺全集》里抽出一本翻看，特摘录下汪老关于语言和文字的见解，品读揣摩，以示纪念。
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和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
世界上很多的大作家认为语言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准确。伏尔泰说过，契诃夫也说过，他们说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韩愈认为，中国语言在准确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这“言之短长”，/我认为韩愈说了个最老实的话。“声之高下”是中国语言的特点，即声调，平上去入，北方话就是阴阳上去。/中国语言有两大特点是外国语言所没有的：一个是对仗，一个就是四声。外国人讲话没有平上去入四声，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调，上声和去声。：“声之高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前有浮声，后有切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平声和仄声交替使用。：语言学上有个词叫语感，语言感觉，语言好就是这个作家的语感好；语言不好，这个作家的语感也不好。/
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想得好，才写得好。/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过：“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我把它发展了一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作家应该多读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对的。/
我们现在写作时所用的语言，绝大部分是前人已经用过，在文章里写过的。/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比如毛主席的诗：“落花时节读华章”，如果不知出处，“落花时节”，就只是落花的时节。如果读过杜甫的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就会知道“落花时节”就包含着久别重逢的意思，就可产生联想。/《沙家浜》里有两句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是从苏东坡的诗“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脱胎出来的。/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
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怎样学习语言？只要你留心，在大街上，在电车上，从人们的谈话中，从广告招贴上，你每天都能学到几句很好的语言。/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
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就是这样。“闹、白”二字，有什么稀奇呢？未经人道。/
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韩愈）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我认力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
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语言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
转眼天光渐淡，女儿拉我去拍西边天际的彩云。哦，真的是一鳞一爪，云霞升腾，可是惊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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