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应该看光明面，从理想处去看，从实践中看，不要从漆黑一团中去看。历史是人文学科。
每个人都必然带着历史性，我们之前对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历史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了解。但是整体来讲我们有意识形成的历史观是要走向科学化，把历史当成一个自然物，是物化的，是旁观的。和生物学，化学是一样的，只是彼此的区域不同。这样看历史会导致我们形成“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是这样的历史观，我们怎么谈我们要将我们的精神之根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历史是漆黑一团的，我为什么要扎根于漆黑一团呢？或者只是一些外在的口号喊来喊去。胡适鲁迅等的历史观与牟先生的截然不同，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新的历史观，我们不要被动接受，没有办法让我们个人的生命做到文化自觉自省。源于康德，黑格尔，试图打通今天未来的中国人如何和我们的民族生命打通。必须用实践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历史，相对于肢解的方式，二元对立。实践的方式：1.必须置身其中。实践的方式也是中国哲学一贯的方式，不是通过计算推理，而是你领会到什么层面你就活出来。这样个人的生命状态师自觉的，自省的。2.我们的历史从夏商周至今，在每一个阶段，在最初的发端处，都是我们的祖辈理想的实现，理想的外化。孔子所讲的“仁”，向内是人之为仁的仁，是有大创造的仁心。向外是“成仁，成物，成就一个美好的世界”。当你看到一个孩子在学习，心里上看到问题就会不忍，当你看到今日中国的教育，心会不适，会痛，渴望做真正的教育。把内在的渴望向外推，总是渴望创造一个美好的小小世界，这就是民族的精神实体。我们的民族的历史，就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就是我们的民族内在的精神向外推，实现的过程。
反的，邪的历史根源在于人有其神性，也有其兽性。正邪相交融成为历史精神，所以理解精神是一个综合的关系，不是分析的关系。弗洛伊德所讲本我，自我，超我。超我：我们总有向往的那一面。一个民族也必然要受人性的影响。当我们要将自己的理想向外同时，必然要与外界交流，就可能遇到分歧。这时我们是注重解决问题的实效性，还是长远的理想。历史精神不一定就是光明的，都会有本能的一面，兽性的一面。就像儿童的精神世界，不是一次成型，是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过程中逐步成型的。只有在这样的理解中才能看到历史的光明一面。只因我们都是人，不是上帝。
民族生命的发源处，不是环境决定的，而是中西的历史精神，不可能一时全部展现出来，但都有某种必然性——道德的向善性，类似于公理的起点处。告子所说，当你身处淤泥之中想自己怎么活时你才是人。但最终要达到汇通的。精神表现的过程，是逐渐丰富，逐渐客观化。文化对我们有捏塑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的枷锁。每一个民族在其发端处都在思考人之为人的那一面，但在历史长河之中，每一个民族精神的呈现过程必然会有所不同，当你在人性的扭结处，会遇到种种的机缘，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此不同到底怎么样才能汇通呢？只能在自己原有的维度上增加一个维度。蚂蚁面对一个坑，懂得一维空间只能等死，懂得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就会有生机。牟先生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用西哲做工具，重新梳理我们的儒释道。牟先生增加一个维度来理解历史，有了互通的可能性。放到教育上也是一样的，数学家要做数学老师，就要增加一个儿童生命理解的维度。将曾经接触到的客观化的知识系统做一个主观化的处理，将知识与自身融为一体。将学科发生发展的规律和孩子生命发生发展的规律相融合。是教师之为教师的大创造大发明，也是我们不可替代之根本，是我们专业化发展的根本。打破之前的生活其实也是再给自己增加一个维度。
自然科学的前科学阶段就是经验总结阶段，近现代科学阶段是实验阶段。历史研究也是经验论到考古派，牟先生认为应该研究人类精神，人类意识这又是一种转变。如同行为主义者问皮亚杰人类的大脑如同黑匣子你如何研究？牟先生也面临如此问题，人类精神史如何研究？牟先生先从源头说起，人类历史的开始断自观念形态的开始，而现实的发展断自氏族社会。如同皮亚杰对自己的划界研究起子呱呱坠地的婴儿，维果斯基对自己的划界是种系发生学以说明语言与思维的不同。研究是要划界的。牟先生对自己的划界是人之为人精神的文化的问题的探究。从“修德爱民”开始讲，人类经过若干年才进化出与动物不同的自己。这个时候的氏族首领是会讲故事的，是爱民的才会有所发展。实然可能并非如此，但是因然层面一定是如此的。之后文物周公修订礼乐，到春秋时期孔子提到礼崩乐坏故提出儒道。
修德爱民从天序，天命，天制，天讨都和天有关。我们的所有观念都是内外交互的结果。氏族之始自然外界如此之强大，触及我们感官之处我们都落在了“天”明上。每个民族都会感受到来自天的启示，古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外部世界的变化会更剧烈。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西哲就从天空落到了人身上，苏格拉底一步进入到关注到人的理性，以获取正确的知识，知识就是美德，理性思考的结果，发展理性就是发展美德。亚里士多德时就已经是科学家了。西方开出了“智”的领域。那么人之人性如何安放？漫长的中世纪宗教解决了某些层面的问题，到文艺复兴，到康德才再次将人之为人的道德心得以彰显。中哲一步就开出了道德心，并没有说忽视智慧，只是以德来统治，是被道德心含着的智慧心。因为智没有独立，被抑制，没有发展出逻辑，就发展出“神智”，既强调顿悟的一面，这样我们就开不出科学系统。中西方的不同有没有汇通的可能呢？将其通规到历史发生的精神系统之中。绝不会像新文化运动那样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才能彻底开出我们的科学技术。人之为人的价值立得住了，才能真正的开出“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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