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你问人什么最赚钱？别人会告诉你：倒买倒卖；
90年代，你问人什么最赚钱？别人会告诉你：投资实体经营或者买些企业原始股；
00年代，你问人什么最赚钱？别人会告诉你：闭着眼买房；
10-15年间，你问人什么最赚钱？别人会告诉你：做电商微商；
现在，你问人什么最赚钱？我年迈的外婆会告诉你：做网红！
“网红”，他早已经不再是一个新兴网络名词，而正逐渐演变成一种新职业，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俨然就是一项事业！当你在感叹着工作的压力、生活的不易，为了柴米油盐终日奔波时，那些网红们却凭借着“一技之长”住着豪宅、开着宝马、走着人生的捷径......
风光吗？羡慕吗？其实我们更应该担忧！
北京华夏正源教育科技研究院院长孙金龙在一篇名为《小孩子为什么想当“网红”》的文章写道：一位小学三年级女生表示“我未来的理想是当‘网红’”。此话让家长瞠目结舌。而北京多所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有八成小学生希望成为“网红”。
不相信？有水分？虚构的故事？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7年新华网发布的题为《95后迷之就业观》的文章中更是触目惊心地显示：有54%的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是当主播、网红！
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公布了的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年满18岁的成年人中，有63%的人一本纸质书本也没看过。取代书籍的正是纷繁杂乱的短视频APP和各大大小小的网络直播平台；
《问卷星》最近的高中生理想问卷调查报告中显示：有30%的人以后的理想是当“网红”；
《南方都市报》联合腾讯QQ空间发起名为《95后抖屏择业观大起底》的调查获取4050个有效样本（其中涉及95后的样本比例占55%）显示：近六成的人想当网红。
这就是现今绝大多数中国青少年内心的真实想法。随着网络的发展，它在改变人们生活和社交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青少年的思想。可是，这种“与时俱进”的改变却会让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能靠抖音轻松挣钱，我为什么还要读书？” 这也许只是一个段子，但是却折射出一个不争的事实：网红经济产业繁荣的背后正一步一步蚕食着下一代。
一年前的两会上，政协委员，表演艺术家宋丹丹就在文艺界小组讨论时发言说：“那么多的年轻人都想做网红，我很担忧。”其实，这已经不再是宋丹丹的忧虑，更应该是所有家长、整个社会的忧虑。
那一起起“网红事件”造成的是何等恶劣的社会影响？从2001年木子美的《遗情书》、2011年干露露的“浴室征婚门”、2010年马诺的宝马车言论和2010年的“兽兽门”等，一次又一次刷新了世人的三观，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再到如今直播平台和短视频催生的新一代网红，更是挑战着青少年的价值观，扭曲了青少年的金钱观和职业观。
可是你看，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却成为当下青少年梦寐以求的人生“坦途”！那句：上学不如整容，高考不如网红。已经悄无声息地根植在他们的思想里。
大众的审美偏好，给了网红现象生存的土壤，长时间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借着网红这一新兴“职业”彻底爆发，人们已经不再钟情于高雅的艺术，反而対这一无任何门槛的赚钱、成名方式趋之若鹜（可能他们也有门槛，那就是得整成流水线般标准统一的网红脸），这不是社会的进步，这是社会的倒退。
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网红，这是时代的产物，存在即合理，但我们的社会导向不应该被其带偏。我们要的是以弘扬社会正能量，传播知识和正确道德观的网络红人！可如今这一职业已逐渐偏离了他既定的轨道，不再是如罗振宇、罗永浩、易中天等“知识型网红”的群体，更多的是仅靠着一张张通用的网红脸和毫无底线地低级炒作博取人们眼球的“低俗式网红”。这不是互联网的进步，这是互联网的退步。
粉丝涨了，素质不涨；收入涨了，公德不涨；影响力涨了，责任心不涨！三低三俗成为了如今网红群体最显著的特征，“素质赶不上颜值”更是这一行业尴尬的标签。
这一切的责任都是各网红平台对消费的恶意刺激，对乱象的不作为甚至纵容，再加之以无良媒体的营销传播带来的恶果。一个没有管束，没有门槛，甚至没有基本道德规范的职业，最终只会给本就浮躁不堪的社会带来无法承受的巨大灾难。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对网红这一新职业的偏见，更不是妖魔化式的抹黑，这是对一个没有约束、没有规范的新事物可预见的必然结果。
别让低俗“玷污”了社会风气！
别让青少年的三观败给网红们的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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