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初的日子--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之初的日子--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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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国家要隆重庆祝。一来蹭蹭热点，二来自己也不时回想琢磨起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感叹渺小个人对伟大事件的见证，于是想说说那时的事儿，也算是个人的纪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地处西北偏僻的小县城，离国家的政治中心实在遥远，所有的政治活动浪潮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只有浅浅的涟漪。但即使是涟漪，也是我们的大浪。

最先触摸到的是改革，开放还没来到身边。

              善待农民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走投无路的农民，立了字据，按了手印，决定分田到户，冒死单干。就这一件事，放进浩大的中国历史，可以让人浮想连天。为了吃饭，为了活着，多少封建时代的中国农民被迫放下锄头，揭竿而起！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他们所受之苦，所担之责，旁人无法想象。

我虽说是市民，但一直是在社员的外婆家生活。外婆是地主成分，不识字，一有风吹草动，就被通知去生产大队的学习班学习。她年纪大了，劳动吃力。我在暑假的时候就代她去生产队碾场挣工分。农民都叫社员，属于人民公社。公社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又是小队。县城城墙上分南、北、中布有三个大喇叭，每天清晨先是《东方红》的乐曲，然后是女播音员“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称呼着开始全天的第一次播音。外婆家属于城关公社北关大队中山二队。队上统一出工，统一收队，按男女老幼劳力不同记工分。秋收以后按工分和人口分粮食。设计也许是好的，整齐划一，绝对公平。但实际上，脱离实际，生产力低下，有些干部私心占便宜，社员出工不出力，不讲效率，广种薄收，产的粮食不够吃。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乎家家难过，许多要等上级的救济粮。

上边又来政策，要开展什么运动，外婆等“地富反坏右”又被集中到大队学习班了。我被锁在家里，又饿又怕，盼着天不要黑下来。大队干部认为有必要的人就不能回家，要扣留下来，家里人要去送饭。

大舅是生产队的壮劳力。他割麦子捆麦子背麦子的样子让我想起了《白鹿原》中的黑娃。一天两顿饭，上午八九点吃晌午饭，然后出工，下午四五点回来吃黑饭。农忙时节，一早出去，中午带着干粮。许多时候舅母也是去劳动挣工分的。就这样，分的粮食还是不够吃。舅舅灵活，看了些中医的书，后来在大队当赤脚医生，可以给社员们看些小病。

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也还有个农闲的概念，冬天了可以歇一歇。但农业学大寨像运动一样来了，就不让歇了。只要天气允许，总要让你干活。修梯田是给农闲时候找得活。川地很少，大部分是山坡地，那就要没完没了地修梯田。社员穿着露着棉花的黑棉袄，戴着棉帽子，腰里系着绳子，或挖或铲，或拉着推着架子车。干活偷懒、不服从安排的，偷着做生意的，就由大队民兵押着在各队修梯田的地里游行。有一次，一个在家里偷着叉洋芋粉的被抓住了。大队干部就把盛水用的大木桶让这人背着在梯田地里批判。因为离家不远，我清晰听得大队小个子书记厉声骂着“×你妈”，怎么怎么的。不知在那儿的宣传栏中看到用打油诗写的鼓动修梯田的句子：“干粮带到田间头”、“大年初五战旗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最高指示一下，社员们又开始了修水渠。

还要组织学习，有时就在田间地头念报纸。

肚子是空的，脑袋不能空，手里的活儿不能空。

家里人口少的，压力还小一些，家口大的，估计没有吃饱的时候。困难的时期，吃饭最重要，别的都顾不上。穿衣能遮体就好，补丁成了必要的装饰。男女样式也不细分了，都是老小穿老大的，老大穿大人的。还得挣扎着养点鸡养只猪，鸡是为了生蛋逢集卖了换点钱买油盐，猪是为了过年。孩子是散养的，大的带小的。能干活的都要去干活。农忙要下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平时，挑水、寻猪草、割马草，女孩子还要洗衣洗碗烧炕。

社员们最好的娱乐活动可能就是一起出工劳动时候男男女女的打情骂俏和面对旷野的扯着嗓子猛唱各种山歌花儿。

小岗村的社员按手印了，他们的孩子可能实在是太饿了。据说他们出去要饭还要开证明的。我舅他们还好，毕竟还是县城，活路稍宽一点。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多，快揭不开锅的人家，总还能得到一点上级的救济粮。

联产承包开始了。社员们各种各的自留地了。虽说要缴公粮，但种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操心自己的，个人利益优先，这是天经地义的。终于回到了人的本性。在大舅家的自留地里，我基本学会了种庄稼的一套程序。明显感觉生活发生了变化。大街上，面黄肌瘦不是那么普遍。脑子灵活、有手艺的人，利用住在城里的优势，做起了买卖。卖锅盔的，卖凉粉面皮的，卖荷叶夹肉的，卖炒豌豆的，卖腊汁鸡蛋的，可以比较自由地买卖了，虽然市管会的也经常干涉。

大舅也会木匠，自己弄了一辆架子车，开始从晚家霞给盖房子的单位拉做墙基用的石料，按立方论价。后来还买了一头驴，帮着拉车。舅母学会了炸干麻花，每天晚上都要和面搓麻花，白天去卖。

农村的各种能人都出来了。劁猪骟马的，磨豆腐酿醋的，装梁盖瓦的，织席编鞋的，卜神算卦的，说亲保媒的。只要有需求，就有人来承担。

县电杆厂开足马力做水泥电杆，北关好多人家就在河坝捡石头，再砸成石子卖给电杆厂。

草编厂把社员们用苞谷叶片做的工艺品、日用品收集起来统一销往外地，最远说是卖到了日本。

种自己的地，做自己的副业。干巴巴的日子终于有了雨露。

公社还在，革委会没有了。划了地，大队也没了多大作用。生产队也只做做上传下达的事儿。后来公社成了镇，大队成了村。

偏远农村依然艰辛。孩子大了穿不上裤子的，一大家子炕上只有一条被子的，吃饭缺油少盐的，时有耳闻。好在有劳力勤快的人可以出去修路、当麦客，也可以砍柴去卖，背炭去卖。女主人就在家养鸡喂猪，做能做的手工。

外婆他们不用再去学习班或专政班，学习毛主席语录和各种文件精神，接受没完没了的检查和批判。大队的民兵也都干自己该干的事情去了。

看看，农民真苦！按出身，中国人都有农民的基因，都可算作是农民的儿子。可人人都想跳出“农门”，人人心里都知道农民的苦。农民，不止社会上没地位，还要四季辛劳，靠天靠官吃饭。他们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依附于土地的主人，手脚不停，只为吃饱肚子，养儿育女。

农民是中国大树的根系。人口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优势和动能。几千年来，浩浩渺渺铺天盖地的我们归根结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纵是蜜蜂，亿万绵延不绝的蜜蜂也酿成了甜蜜的文明；农民纵是芥草，无数浩瀚无垠的芥草也铺就了壮丽的景色。单从延续和繁衍，忍辱负重的中国农民居功至伟。看看今日俄罗斯、日本对于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低的焦躁，就知道人口的重要，劳动力的重要。

日子好过一点了，为了让下一辈生活更好一点，他们背起铺盖，像当年的麦客一样，进城了。有的进工厂，大部分进到了各类建设工地，拿着微薄且不保证的工钱，住窝棚，吃咸菜，无惧寒暑，当起了第一代的农民工。主观上他们是为自己，但他们所获与他们的付出成比例吗？客观上今日所有宏大城市的基座下都流有万万千千农民工的血汗！

有了自留地，有了外出打工的机会和自由，有了市场需要，解开了农民身上的绳索，农民焕发出了多么大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热情！他们是改革的基石，是改革的工人。

可是他们的收获与他们的付出太不成比例了！他们老了，他们不用再用独轮车推革命了，他们不用给工人老大哥供原料了，各种工地上也是大机器的天下了，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少了。他们怎么总是“大堰河式的保姆”！

改革的时候，一定先想想他们，善待他们。

                  小城的买卖

买卖都是公家的。合作商店可以买到洋碱（肥皂）、洋火（火柴）、煤油、大粒的盐、醋等日用品，洋糖是弄个儿卖的。唯一的百货商店宽敞，东西多。可以买到胶鞋、手表、自行车、烟酒糖、钢精锅、脸盆电壶，可以扯到布，但不少东西是要票的，光有钱不行。市民家可以凭面证每月到粮店买面。口粮按年龄定量，成年人是每月二十八斤，有粗粮细粮的比例，可以申请换成粮票，有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的区别，每人每月四两油。食品公司有卖肉卖豆腐的门市部，凭票供应，公家人有资格买。布票是按户口本上的人头发的。北关食堂是最高档的饮食场所。不知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吃过那里的包子和扁食，主食是要收粮票的。透过木框的玻璃窗，有要饭的人的眼睛在朝里看着。

个人的经营很少，最多是卖个葱或菠菜之类的。逢集是交易集中的时候，周围四乡八里的人都背着背篼或提着篮子步行赶到东河坝的畅地上或买东西或看热闹。农副产品、生活用具、劳动用具多，也有凉粉面皮油馍的摊子。也要去转百货商店和合作商店。逢集是难得热闹的日子。

学大寨紧张的时候，原来是三六九的集，后来改成逢十的集。人都要去修梯田。刚改逢集日子的时候，到三六九，公社就组织人到进城的路上守着，不让人进城赶集。

市管会的人很凶，常追得卖锅盔卖豌豆的人乱跑。有一次，市管会的人把没收来的豌豆自己称着卖。

家里有公家人的就好，或当干部或当工人，每月总有固定的来钱的渠道，就有交易的本钱。社员们尤其是远乡的社员们就拮据得多。没有来钱的渠道，有点儿钱也是买最紧要的油盐。既不是市民，又不是社员，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就太艰难了。没有一点生活来源，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终于熬来了改变。

社员们自由一些了，除过种地，也可以干点别的。逢集改回了三六九，后来就天天集了。临街的可以在门口摆出卖东西的摊子。中山街上逢集热闹得很。各种摊子都摆了开来。剃头的，卖老鼠药的，耍猴儿的，拔牙的，卖糖精水的，都有。一个外地来卖桃花碱的，手里晃动着桃酥一样粉红色的压缩的一块东西，嘴上喊着：“大家快来看，桃花碱，洗东西不用搓，放进去摆一摆就干净。当场试验。”但见地上放了一个脸盆，他把热水瓶的热水倒了进去，放进了一块“桃花碱”，搅了搅，又把旁边一个围观的人的帽子取了下来放进盆子搅了起来，一会儿的功夫，水就黑了。人们一时称奇。

还有拿着铅笔和算术本的人，专找学生模样的宣传：“你只要把从1到200的数目字不出现差错地写出来，我就给你2角钱，如果出现错误，你就给我1角钱。”许多人认为简单得很，就去写，结果没有一个能从1不出错写到200的。

赶年集的人格外多，街上水泄不通，满街都是背篼。

市管会被工商所和税务所取代。逢集工商税务要到集上挨个向摆摊的收税费。1983年，放寒假，我妈让我跟她去集上收税，万一碰上难缠的可以壮个胆，我就去了。收到一个卖猪肉的跟前，他就是不缴两元钱的屠宰税，认为没道理。我妈一直跟那人讲着吵着，最后那人无奈地骂着：“早哈起吃月起（拿去吃药去）。”把两元钱缴了。我心里一直不是滋味，没啃一声。是啊，自家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杀了，舍不得吃，拉到集上来卖，换点儿钱，怎么还要缴税呢？你给我宰的吗还要屠宰税？是不是自己宰了吃的也要缴税？我对这个屠宰税没有一点儿好印象。

外地的货郎也挑着担子走乡过村，或者收钱或者收头发牙膏皮，或卖或换针头线脑或者头绳发卡之类的。

不要你扶持，不要你破费，只要宽松一点，市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就喷薄而出。

互通有无，趋利避害，草根的经济学就这样通行。小打小闹，小城的买卖就这样成就着小城人必要的交易。

                哪儿有思想

毛泽东思想武装着全体人民的思想。报纸上经常在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小地方的人民不例外吧。每天，县城大喇叭三次播音，开始是《东方红》，结束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家徒四壁，家里正墙上也贴着毛主席的标准像。即使家里人不识几个字，红皮的《毛主席语录》是有的。毛主席的石膏像供在主桌上。毛主席纪念章别在许多人的胸前。没人敢直呼“毛泽东”，都是“毛主席”。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是叫“毛主席”顺口，“毛泽东”不太叫得出口。一方面是密不透风的宣传灌输、组织引导，我们一年级语文课本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接着是红小兵、红卫兵，忠于毛主席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社会上各种组织也是同样的；另一方面是持续不断的高压，写错名字，背错了语录，甚至失手弄坏了画像石膏像，都有被定成反革命的可能。“反革命”可是一顶永不得翻身的铁帽子，尤其是“现行反革命”，坐牢是轻的。毛主席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接连不断的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群众不断被发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人起来了，有人打倒了，这个是修正主义，那个是资产阶级，要打到美帝苏修，要解放全人类，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最正确，誓死忠于毛主席！即使是不识字的社员群众也要经常斗私批修、洁净灵魂。

所以，当毛主席与世长辞的消息传来时，带给小城人民的不止是巨大的悲痛，还有头脑中莫名的恐惧和突然的真空。记得参加完在县政府礼堂举行的追悼仪式回到教室，我们都爬在课桌上失声痛哭，好久了，一个同学轻轻到我身边给我说：“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吧。”

幸亏“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于是家里并排贴上了华主席的画像，我们开始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按既定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又深入人心。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了。县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学校接着举行了迎接仪式。我为什么记这么清呢？因为给学校总共分配了五本，作为学生代表的我得到了一本，花了七毛多钱，荣誉感崇高感当时无与伦比。

早自习安排的是读《毛选》，记笔记。初二学生的我们就都抄着笔记。也继续在教室后面的墙报专栏上贴上“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稿子。稿子中有从发的材料上抄下来的这样的句子：“一人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谁能知道邓副主席果然就又上台了。

轰轰烈烈的是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知道问题的来龙去脉，通过广播报纸只知道全国各省都在表态，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各类讨论文章。那篇著名的光明日报社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的高中语文课本，政治课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学习的。

石破天惊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把思想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事实上是，我们失去思想好多年了。大部分人的思想是：上头总有上头的理由，上头说啥就是啥！

现在脑子缓过劲了，动弹了，能思想一下了。

阶级斗争的弦扯断了，“两个凡是”的弦扯断了，疾风暴雨式群众运动的弦扯断了，脑子轻松明白了好多。

人不是神；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先要吃饱肚子然后才能做其他的。一些常识回到了人们的脑子。

不敢思想，不能思想，不愿思想，不会思想。说到“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最大的应该是对人思想的戕害。

                  落实政策

上边是一个一个的平反昭雪，曾经的大人物的追悼会也在开着，如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等的。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进了我们的语文课本。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开始了。漫画上总打着红叉叉的刘少奇并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也不是“反党分子”。平反的烈士张志新“用带血的头颅，让一切苟活者失去了份量”。好多的“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都是林彪、“四人帮”编织网罗的，那些“集团”成员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传导到小地方，我们知道的是哪个右派或劳改犯放回来安排工作了；谁家的干部补发工资了；哪家下放的人迁回来了；有海外关系的不再紧张害怕而是被人羡慕了；谁家的被“私改”的老房子要回来了；谁谁又把材料递上去了；某某又去上访了。

我大舅以前竟然也是有工作的，也回到县食品公司上班了。

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去了。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中出尽风头的“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被一一清理。“土匪”似的人物老实了。一个对人凶悍的曾经市管会的被判了刑。

原来，原来许多的事是做错了的，许多的人是受冤枉的。天天喊着“革命”的是反革命，被打成“反革命”的是真革命。

怎么是这样啊？我们怎么只知道跟着喊口号啊？

                考试考试

1977年恢复高考了。

刚刚我们还在学习《黄帅日记》要反师道尊严。张铁生考了“零蛋”也上了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就行了。学校的标语上、有的书本上写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是七年制学校，小学五年，初中两年。斜挎着的布袋子书包没装几本书。学习好当然好，不好也问题不大。

高考的恢复一下子改变了风向。

当年的试题是用粉笔抄在黑板上的。考完，我在教室黑板上看到了语文中的解释词语，觉得自己也会。学校很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了。分快慢班，搞学科竞赛，表彰“三好学生”，助学金与学习成绩挂钩，“学工学农”有了减少。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从偏僻的西城背后的小山路上往学校走着。大喇叭里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浑厚热情的男声：“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这个春天吧！”那是我少年时代经典的时刻之一。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血在澎湃！激动得不行。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向科学进军！努力学习，振兴中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再加上“攻城不怕坚，功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些观念、口号、诗句装进人们虚空的脑袋是怎么样的一种反映呢？

学习学习再学习！全社会弥漫着浓郁的学习氛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十万个为什么》《青年自学丛书》很是热门。

有学习知识充实自己的。但绝大多数学习是为了考试的。

学习拔尖，想尽早工作的直接投考师范学校。大部分同学报考高中。考试结果在县政府临街的围墙上张榜公布。考工的考干的，名单都公布出来。考试营造着氛围，考试改变着命运。

但是也太难了。1981年，我们第一次参加高考，那是要预选的，百分之十五的才能参加正式考试。那年，我们全年级11个班500人左右，只考上了一个人。说明我们学习能力的差，小地方教学水平的低和当年高考的难。

千军万马，只有一座独木桥。复读是必须的，条件再差也要坚持。

总以为自己条件很差，但看了住校同学的境况，我再不那样认为了。有一个院子，两间教室，是专门给住校同学安排的。教室里是双层的大通铺，铺盖自己带，有的只有被子没有褥子。一般一星期回家一次。来的时候背篼里背着苞谷面、洋芋和柴火，手上提着酸菜罐罐。炉子都是自己用泥捏的。虽说好多同学都穿过露着脚大拇指的布鞋或胶鞋，但有的同学身上衣服的补丁还是很扎眼。有个同学总穿着那件后背上白白汗渍印迹的已经泛白的篮中山装。能寄住在亲戚熟人家，能有一辆加重自行车，或者能有一个几根眼的煤油炉子，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特别佩服那几年考上大学尤其是好大学的人！多么不容易啊！

                街上的风

思想是彩色的，有了思想的人便也生动鲜活起来。

虽然身材还是偏瘦，但人的气色好了起来，这至少是吃饱了肚子的具体体现。人们的眼神也更祥和了一些。拄着棍要饭的少了。人们的穿着渐渐有了变化：补丁少了、样式多了、新衣服多了、有别的色彩了。街上有了烫发的，有了皮鞋，有了轻便自行车。细细看看照相馆门前挂出的照片，人都挺标致的。

电视是个了不起的东西，尽管是黑白的，屏很小，只有极少数单位和家庭有。高二，逃晚自习，约两个同学跑到县教育局去看审判“四人帮”，第二天让班主任一顿很批；过年到别人家拜年，有阿根廷队的足球比赛深深吸引了我。电视让我们看到了别样的更广阔的天地。

县剧团火了。先是演出了揭露“四人帮”的《枫洛池》，接下来就是更为火爆的《十五贯》、《铡美案》等秦腔。人们像饥饿了很久的乞丐遇到舍粥一样地涌进了戏院。我们听不懂那高亢的唱腔，但也随着人流去凑热闹，感受那种热闹新鲜的气氛。春节开始有了社火表演。“北关的狮子，南关的龙，老庄的老虎跑进城”，划旱船的，踩高跷的，扭秧歌的，马路两边黑压压挤满了人。社火表演的日子，小城成了欢乐的海洋。

大砖块一样的收录机装上磁带就发出美妙的歌声。这声音也传到了街上。

有老师穿着西装演唱了“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小舅竟然给我带来了一条蓝的确凉的小喇叭裤，配上一顶军帽，自己走路都觉得精神得很。

我们如饥似渴地找文学作品来读。一本《第二次握手》不知传遍了多少人的手。灵魂是那么需要填充，情感是那么需要滋润，文学作品就是最好的填充物和滋润物。伤痕文学应运而生。从《班主任》、《将军吟》、《飘逝的花头巾》、《芙蓉镇》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和与我一样的人沉浸在了文学的天地里。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喜欢读童话，看每期的《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看来，贫乏的不止是物质，还有精神。幸好，以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为标志的“改革文学”又接上了棒。

那个被判坐牢的原来在市管会的回来了，还在街上摆起很大的一个摊做起了生意，主要是卖酒吧。竟然好像成了“万元户”。还好像很大方地到处捐赠。好像成了什么委员，风云一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已经被人唾弃。“万元户”是闪着金光的勋章。

真是穷怕了。有钱被人羡慕。能挣钱的就是能人。有办法有能耐的都千方百计地去挣钱了。

和美利坚建交了，日本的电视连续剧《血疑》连同饰演女主人公的山口百惠的图片风靡一时，在粮站买面听说是加拿大的麦子磨的，香港武侠剧和港台流行歌曲让年青人沉醉着迷，有失散多年的台湾家乡人回乡探亲了。外面的风徐徐吹来。

中国女排在境外夺冠，郎平等队员和教练袁伟民成了全民偶像。自发的民族感情从来没有那么热烈。这热情也感染到了小城，也包括小城。

更多的人穿过小城的街道走了出去。考上学的，参了军的，招了工的，做生意的，去打工闯荡的，越来越多。

风是流动的空气，其实，来来往往的人员也能形成浩浩的东风，带来新鲜，带来活力，带来希望。这样的风在小城吹着，也在中国大地吹着。

我们创造不了历史，还好，我们可以见证历史。每个人的经历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特质。能够感受、参与这么跌宕起伏、内涵丰富的历史变化，也是我辈之福。

改革开放值得经历过它的每一个人纪念，它对我们的昭示远远没有结束。

改革之初的日子--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之初的日子--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之初的日子--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之初的日子--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之初的日子--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