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之走向未来

独立思考之走向未来

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现实功利为目的，以儒家等级伦理为规范，以极具协调异质文化元素为功能的凝聚精神。以此为本，影响到民族性与思维方式，会有几大特点：以宗法意识为核心，以崇古法祖为准绳，以实用性为价值取向，具有极其顽固的稳定性。

惯于描绘历史的儒生，从先秦到西汉，不断流出文献，形成“优良传统”之教材。说为教材，有时也被捧到“宪法”的高度，不得丝毫怀疑与动摇。由于积极削足，以赢得政治的青睐，使得此一传统成为民族形象延续至今。

这种效法先贤的“伦理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形成一种鲜明对比。“宗教文化”专注于对超现实的，人与神之间信仰桥梁的构建；而“伦理文化”则专注于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调和。

以此引申出政、经等关系，我国传统文化的着眼点，始终是此时此地。为了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又要到历史中寻找依据，导致了与现世意识紧密联系的崇古性格。这种被刻意塑造的思维模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主轴，影响了我国历史近三千年。

凡符合这一传统标准的人，被冠以“圣贤”的名号。而对于企图超越现状，或以彼岸、未来的全新理想（宗教文化），取代现实的要求和行为，也会遭到毫不留情的遏制和清剿。当然，这是文化的自卫，也是政治的自保。

我国的上古史“被加工”出来，许多失败者被抹黑。这是一种呼之欲出的“成王败寇”，而在所谓的“春秋笔法”下，变成了“邪不胜正”。于是古代各部族之间相互征战的“神话传说”就在历史化、合理化的过程中，被伦理意识改造为真命天子诛伐无道逆贼的道德说教。

那些失利的无辜“冥顽”，永远得背负起沉重的“恶”名，作为反面教材，受到后世的唾弃。由于一切形式的反主流，都不由分说地被扣上了“无道”的恶名，从而决定了“反叛者”的历史形象与历史地位的可悲性。

而光鲜的胜利者——神系或帝系代代更迭，被包装以合法接替途径：传位或禅让。除此之外，一切僭越和篡夺的行为与意图，都被打上了不忠不孝的烙印。合法继位，被称为“克成大统”，代表此人毫无疑问会坚决执行并贯彻过去先王的一切，而他本人也是这一“王统”上的既定一环。

既然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上一个环节的肯定，那么所有环节就构成了一个延续性和传递性的自我肯定的长链。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祖先的法规越来越稳固。这种史观，不是以对现实的否定为本怀的，而是不断对现实肯定。

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反，在希腊神话中，神系的发展是通过几代神祇的不断否定来实现的。如克洛诺斯否定乌剌诺斯，宙斯否定克洛诺斯，宙斯本人也面临被更新的神否定的可能性。以儒家价值观来看，如此大逆，背道而驰，还不得天怒人怨吗？

结果是，反叛者获得成功，“乱臣贼子”超出了善恶是非的标准。这种自我否定、权威否定、过去否定的神系发展模式，使希腊神话表现出一种以变革为本质的，新陈代谢的社会进化与更新精神。

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执着于自我肯定，从而贬抑任何试图超越现实的否定机制。这样一种求同和崇古的思维习惯，就在被改造的神话传说中，不断导致以现实节制超越的倾向，并埋下了以惰性吞噬反抗冲动的种子。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被塑造成形：所谓“放之四海皆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金科玉律，被标为正统价值观，也导致了“信而好古”的保守心理。当时代变迁，这种思维惯性便会导致对客观世界的轻忽。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基础变了，但思维惯性已经成型，转弯何其困难。哪怕前路不通，也姑且将四书五经当作咒语念，义无反顾得撞一撞再说。成功了是祖先的灵验，失败了是今人的堕落，这是一个死循环。于是在历史的持续重演中，文化被迫不断升级。

我国第一个有直接同期文字记载的王朝是商，那时的生产力还较落后，世界观自然流于神秘。殷人尚祭，虽然敬神但神格不高。目前可见的卜辞中，大量记载了人与“帝”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类似摩西的契约，用一种行为来换取神灵的庇佑。

周人接替殷商，从奴隶制走到封建制。他们进行了宗教改革，将原始宗教升华，代之以伦理意识为本的天命观。生殖崇拜进化到祖先崇拜，德行代替了祭祀，抽象的“天”代替了具体的“帝”，道德继承代替了血统继承，伦理文化代替了神秘文化。

但周人的神，既非形上神，又非律法神，也不像自然神，但似乎包含了所有位格的一分功能。那是儒家的功劳，将形上神的部分从现实社会中割裂开，被扔进“不语”的范畴。而将其余部分，与人间伦理道德捆绑，并采取周人的社会形态，造成特殊“信仰”。

经过西周幽、厉时代的大混乱，又经先秦七子生活的春秋战国。直到公元前221年，嬴政吞灭六国，在军事上实现中原一统；又在政治上实现了郡县制，文化上实现了书同文，社会上统一了度量衡。大约在五百多年间，奠定了我国传统主流文化的主干。

秦国奉行法家思想，对其余诸子学说造成一定的挤压，但完全达不到后人所谓“焚书坑儒”的恶劣程度。卫国还在，典籍还在，传人也还在，如黄石公、张良、萧何、陈平等人。所以始皇帝是背负了恶名的，这就是“得罪”了儒生的后果。

政权趋一是历史大势，汉初有过倒退；等到了汉武帝，重新走上历史进程。儒生惯于夹缝插针，于是有董仲舒之流的奉迎；变质了儒家文化，得到政治的豢养。罢黜百家，才有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文化，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升级转型。

魏晋南北朝，大批北方少数民族融入中原。由于外力因素，深度打击了世家阀族把持朝堂的贵族政治，也是汉文化思想正式凝聚的时期。隋唐基本延续了这一发展过程，完善并确定开科取士制度，提高了社会阶层的流通性。

利用宗教作文化平衡是唐代特色，学者大多对儒、道、佛三学广泛接触。宋代朱熹，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程朱理学，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基础上，强化了“三纲五常”；糅释、道入儒，对孔孟思想的传承，起了误导作用；对社会的变革与进步，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元明清三代，“朱学”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官学，标志着君主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更趋完备。统治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把朱学巩固起来，作为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政治文化专制的理论依据（国考大纲），成为巩固君主专制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这是我国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孕育与萌芽的阶段；倾向于保守的理学和倾向于唯心的心学彼此争锋。满族统治，导致明末的思想解放和资本萌芽道路戛然而止，使心学彻底“败”给理学。中华文明失去了走进近代文明的机会，步上了固封的死路。

名义上的儒家，统治中华文化达两千年。所有文化典籍、历史人物都任由儒家书写，并把自己打扮成大义凛然勇于献身的卫道士。儒生真正懂得利用舆论，虽然宣称不信什么宗教，但毕竟说出了“以神道设教”这样的话来，可见得“世家”的见识与老辣。

由于儒家圣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束缚，我国在具备了地理大发现的物质条件之时，却缺乏了从事这项伟大活动的精神动力。因此，郑和的七次远航没有成为我国走向世界的序幕，相反，从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就紧紧地关上了。

我们裹足不前，世界不会等待。四百年后，当大清国的大门被迫再度洞开之时，出现在国门前的就不再是像马可·波罗一样，敬仰我国文化的朝觐者，而是全副武装、贪婪成性的殖民主义者。

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欧洲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过渡。不仅有由彼得拉克、达芬奇、拉伯雷、但丁和莎士比亚等人发起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还有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宗教改革运动与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马丁路德、加尔文和诺克斯，开创了全新的宗教信念、神学理论和人生态度。人们不再受到任何外在形式的宗教势力（如天主教会）的干涉，可以自由地与上帝对话，大家怀着对上帝的“天职”观念，（特别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尽力地去创造，去发财，去进行资本积累。

这就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稳固的精神支点，和理直气壮的理论依凭。如果说人文主义所开创的是一种抽象的人生理想，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开创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那是真正自上而下，触及到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变革。

对于一个有着几乎与文明历史一样悠久的宗教化的社会来说，任何现实的变革都必须首先从宗教本身开始。马丁路德等人进行宗教改良，其历史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种面向世俗化的新宗教精神，从而为十七世纪西方的宗教世俗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西方思想革命，从宗教偏见走向宗教宽容，宽容意味着承认一切宗教和非宗教的信仰及行为的共存性和平等性。由此开启十八世纪政治革命的时代，西方世界从封建专制走向资产阶级民主；民主使宽容所蕴涵的宗教平等，扩大为世俗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平等。

总结西方近代社会的变革成果，主要可概括为三点：即宽容、民主和科学。科学体现在具体的工业成就，如坚船、利炮、铁路、通讯等；民主体现在政治制度中，宽容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素质。

当西方列强用武力撞开我国国门，国人首先看到了西方科技的威力。鸦片战争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主要集中在是否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争论上。直到“五四”，知识分子才真正开始正视西方科学与民主的现代精神。

“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的兴起与泛滥。这又是一种由“非理性”状态所表现出来的“不宽容”。直到如今，仍然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在蠢蠢欲动。

因为没有真正触及到传统的思维方式，它只是把一些新观念机械地嫁接在旧思维模式之上，从而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奇特的矛盾现象：“孔家店”被打倒，共产主义信仰和一系列新观念被人们表面接受，然而儒家的唯伦理性的思维方式仍然潜在并顽固地支配着国人的思维。

新中国成立，推翻“三座大山”；有形的封建残余容易毁灭，心中无形的封建残余又该如何清洗呢？半个世纪之前，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崇尊唯上、贵义贱利、存理灭欲等陈腐价值观以极端形式展现出来，从而使沉渣泛起，酿成了中华民族的悲剧。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口号，代表了中华民族将在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带领下全面升级。这是真正站在成熟的立场上，深刻检讨，总结经验，与认真思考中国前路，不断走向先进与民族复兴的开始。

回到佛教。佛教本身没有创生文明制度的能力，因为沙门主义本就是游离于社会体系之外的存在。所以佛教的生存方式只能适应于接纳沙门的印度，进入我国后即不能适应与独善，便需依托于重世间法的儒家或者道教才能生存延续。（我国西藏佛教是一个特例，其政教合一的奴隶制社会形态，极似印度早期婆罗门教统治下的种姓制度。）

所以三教合流，其实并非对等合作。儒家是高度社会性、制度性的，并非宗教，而是社会组织的基石。其宗法制设计，使得农业社会有了秩序。而佛教与道教，只是提供了人性中宣泄压力的需要。换一种宗教也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因为地缘，所以才会在我国生根发展。

佛教在千年来不断被阉割，如今走到全新时代，我们如何继承发扬佛教文化，并积极开发其对民族进步的价值，这是一个重要课题。

很多人问我：你整天发一些挑战传统信仰习惯的图文，你意欲何为？不断批判现实，如果失去信仰土壤，佛教又何以自处呢？是重新回归原始佛法教义？还是汲取后出大乘佛法的养分？还是扬弃汉化了，儒化了，甚至梵化了的佛法？而取舍的标准又是什么？

我在努力寻找佛教的核心价值，是一种别的宗教无法替代的价值。一般宗教，总是用高于人性的世界观、价值观来规范人类行为，人的价值通过神明认可来实现。这是放弃今生，全为来世服务的思想体系，这不是属于人的宗教。

人类不会创造没有用的东西，宗教是人的造物，自然要为现实人生服务。人类为了更好得生活，编织文明，如果忘记初衷，便会反被“文明”所累；迷了心性，便是纷扰。

佛教是宗教中的特例，不为取悦于神，不挑战任何神的权威，因为解脱与否只在觉悟，与神无关。重视人生，开发人性，解脱烦恼，能在有限生命中实现宗教价值，自信、自尊、自重，这是何等的可贵。

如今国门洞开，人民视野开阔，年轻人的世界更是无远弗届。如果继续用传统的宗教形式与宣传方法，无法吸引到人。且汉传佛法，经内外政学诸多方面的围剿，几乎只剩皮毛。甚至连皮毛都没有，只剩下些来自狂禅的盲目自信。

佛教走到今天，藏传与南传兴盛，汉传除了场面还剩什么？也就难怪乎年轻信众的流失。如果不是国家政策扶持，汉传佛教没有生命力。与此相比，其他宗教非常懂得包装，包括其传教方式，汉传佛法完全没有抵御能力。

除了金钱铺路，哪里还有话语权？为什么？没有核心价值。怎么办？靠专业。宏扬佛法，一定要凸现专业性，不能全搞“外护”的一套。失却专业性，便不能凸现佛教的地位，被他同化也只是正好而已。

我们不能总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自我感觉良好，这样不行。因为现实很残酷，落后就会挨打；巍巍那烂陀寺，几乎在一夜之间倾覆，何其可怕。与其坐以待毙，等着别人来侵门踏户，不如自己先觉醒。

幸有太虚、印顺两位导师，站在汉传大乘佛法之立场，提出“人间佛教”。这一创见，自传统佛教宝库中深度挖掘，并能放眼未来，找到定位与出路。这是为我国传统佛教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如果有路不走，便只会再次错过机遇，不能自拔。

我国目前不仅缺少德先生、赛先生，更缺马丁路德与加尔文这样的宗教改良家。点点愚诚，希望通过专业，将立足现实人性的佛教介绍出来，找到在全球视野下的佛教核心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在不失本怀的前提下，走出去，走得远。

其实，我常常陷入一种犹豫。我们不能站在上帝的角度，用今人的眼光去任意评判历史。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传统宗法制社会是符合农业社会的生产需要的，只是进入工商社会才会有落后的感觉。

都说西方文化求真，那是因为他们有个最高价值的支持，上帝是至善至真至美，所以社会问题可以统一于宗教价值。而在东方文化中，天是形上的虚幻的，偏重概念，于是人们求真没有意义。无所谓对错，“摆平”才重要。是非不用操心，四平八稳才关键。

于是说秦前的儒家，汉唐的儒生，宋明的宦儒，都是时代造就。事实上，对历史的继承，不能通盘接受，也不能全部否定。推翻过去，未必对今时有利，一切取决于人性。时代发展，生产力提高，才有强调个人价值的可能性，只是时势所致而已，人的力量很小。

当今盛世，中华民族面临全新机遇，走出以往的旧宗法制社会架构，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局面，佛教要回归专业，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时刻，尽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