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圳挨着香港的便利，我们这工薪阶层也带着新鲜感，去过几次香港。说实话，我第一次去过后，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吸引自己再去的必要，可能消费能力或者阶层不够吧。奈何老二要奶粉，图个放心，过个几个月也会去拎两罐奶粉。 2018年国庆前夕，又去买奶粉。心想着，之前老二断粮了，同事帮带了一罐救急，这人情得赶紧还了。但是实在是懒得跑，我就多带了一罐奶粉。买完赶上大中午，晕头晕脑的就过关了。前面一堆人过去了，一个没查。巧了，剩我一个傻帽在后面拎个箱子，抬头正好和一关员对视。这不查我，查谁呢。谁知后面就因为1罐900克的奶粉，在大陆妥妥的一良民第一次成走私犯了。期间，查证，搜身，写住址，签各种字。香港警官和警姐还是挺好的，所有的犯罪过程手写的，念给你听，还要交保释金，保释金还必须是港币现金。这架势真是让我一头的黑线，一脸懵逼。这么坚强的我吓得都要哭了。警官带我去取保释金的时候，我还怯怯得问会拘留，坐牢吗？ 警官回我的大概意思是，念尔初犯，奶粉超得不多，应该是不会拘留，具体要等法官判。最后交保释金还得坐警官的车子送到警署交，行车途中我还问警姐，没超量的奶粉会还给我吗？ Madam说，按以往惯例是不会还的。最后交完保释金，领了几张条子，再送我回关口，让回深圳。回来的路上，我还问警姐说，见了法官怎么说？她说，不要说太多，法官很忙的，你说的多了，法官不高兴了，类似你懂的之类的。出来的时候，路口站一年长的警官，还没缓过神来的我分不清，哪边是哪边。就问说，我要回深圳。他指路的同时还问我，你是学生吗？我说不是，我就是来玩一下。(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他为什么问这一句？难道学生有优待？)。就这样带着几张条子，很郁闷的回深圳了。
回深圳后，把要回港的时间，路线的指示条子贴在显眼的柜子上，生怕错过时间。
过了大概一个半月，到了第一次报到的时间，我怕人生地不熟迟到，定的10点，我任是顺利的8点就到了。在路口转悠了2个小时才进警署。之前听警官说闯红灯在香港都是犯法的，要上法院的。我过那里的马路都琢磨许久从哪里过，能不能过。最后我看当地人都随便走来走去的，这才放心走。警署附近的房子，路边上的土地庙看起来跟我福建老家类似，多少有点亲切，路边扫地阿姨也很礼貌。有海边人的朴实，豁达。那天，在警署报到的人还不少，2-30个人，基本都是奶粉超了。我像找到组织一般，纠结的心稍微松弛点。在那里就差手面没指纹没录，十个手指录了个遍。期间，令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警署里面，居然摆着关公像，旁边是些什么忠义千秋之类的对子，看起来香火不断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内地的政府机构政治倾向是唯物主义，这种地方是不可能看到关公像的，关公一般供在庙里。在录完指纹后，中间有点等待的时间，所以他们都在那里聊天。有超300克的，还有跟我一样超900克，她才被要求交1000港币的保释金，我却要交1500港币。我当时想，应该是看我长得丑些，土些，看着不舒服，就多收我一点。因为我实在看起来不像有钱可以多讹我一点的样子。还有个有钱的中国大妈，说话很豪爽，直接的人。她在那里说，“哎哟，好麻烦的了，我是替女儿来的，我不知道不能多带。"大家聊到，那不超的奶粉也不还给我们的时候，她直接就说，好黑心哦，让我们跑来跑去，罚款外，还没收正常的奶粉。还为香港聊出一个高效的办公办法:直接在海关设一个小法庭或者设个罚款标准，交罚款就好了啦。但是中国人总是不乏反省的能力的，有人马上就反省到，或许人家就是故意搞这么麻烦，让你宁愿多跑几趟，也不愿意超带。大家听了，都在笑。最后有个年轻阿sir拿文件过来，让我们挨个签字。上来态度就不好，明知道我们可能听不懂白话，还讲得飞快，最后凶巴巴的重复说，在这里签字，要签的一模一样。不一样，在这里签到一样为止。 这还着实让我有些担心，因为我的字定型不够，经常写得可能不一样。 幸好，一次就签过了。
这次报到完之后，我就自己先走坐公交去了，等公交的时候，中国大妈他们一行人也过来了。就一起上了公交。最后大家还组了个群，以便下次去法院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彼此有个照应。
过了7天之后，我们得去最后一次听法官宣判。很巧，路上我又遇上中国大妈，我们就一路结伴问过去。问到一个中年阿姨，怕她听不懂或者不肯用普通话，我就用蹩脚的白话问，最后英语都用上了。谁知那阿姨非常好，直接用普通话回我们，我们很快就找到地方了。我几次去香港，问路问年长一点的人都非常之友好。时间定的9点，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会儿。期间，老有人拿纸出来用白话喊名字，搞得我们莫名其妙，很紧张，生怕错过什么。问那些出来喊话的人，他们又都不搭理你。最后又出来一个喊的，中国大妈憋不住了，发生问那个人，叫的什么名字，听不懂？……终于有一个愿意开口的了，跟我们说，你们都是奶粉的吧，等着这里开门叫你们进去就好了。大家总算清楚放心了。
就这样，又等了一会儿，一个门开了，让我们进去，挨个点名，分语言种类坐两边，还有旁听的。坐我旁边的女的问，那女的是法官吗？我说应该不是，法官应该要穿长袍，带白头发帽子，坐正中间的吧。果然，最后法官来了，可是没带帽子。我们在那里旁听了两个案件，都是白话的，好像一个是打架，一个是吸毒的。后面轮到我们，一个类似书记员的人挨个念卷宗，一个个递给法官，法官一口价说罚你多少钱，你说认罪。后面一个类似代理律师的人说，是否同意奶粉充公？我们都说同意，法官就说那你出去交钱咯。因为之前进去后，有类似法庭警察的人就暗示，谁都是为了自己孩子带奶粉的，但是没办法，你们就是犯法了。反正意思就不要说那么多，说多了，恐怕罚得更多。所以，即使对奶粉充公有疑问，大家也不敢问，赶紧破财消灾，赶紧去交钱，把事情了了才好。最后出来大家聊天，发现多带一罐和两罐的罚款才差300港币。
交完罚款，他们都要去购物，我们坐电梯到关口，一行几个人又有点迷路了。路口有两个警官拦住我们，问: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又是说白话，我勉强能听懂。可是他们几个围着警官沟通了好久也说不大清楚。中国大妈急了，对他们大声说，说普通话。佩服大妈的勇气，我差点笑出来。后来才知道，那个电梯只许出，不许进的。两个警官可能看我们确实是不知道。说下次不可以了，给我们指了路，放我们过去了。我不知道，这两位警官是不是真的不会说普通话，如果会，硬是不说，这沟通的姿态显然是有问题的。
当时出法院的门的时候，有同行的，在法院门口直接把卷宗啊，收据啊，撕了扔进垃圾桶，怕把晦气带回大陆，带在身边。我过了那短短的两层关卡，安全回到内地，舒了长长的一口气。 人情总算还了，事情总算了了。不知何时还会再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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