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大家从共和聊到了帝制，又聊到了教会，最后讲到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形成了某种基督教内部的好玩的东西，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
回到历史现场，体验局中人
考察团在考察完共和和帝制这两个历史场景之后，李筠老师突然开脑洞在整个团里搞了一场即兴辩论。辩论的主题就是共和vs帝制，你究竟认为哪个好，你会支持谁。于是团员们就以各种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来辩论，努力地争取其他人来支持自己，站在自己的一边。最后两位老师也分别选择一边，李筠老师选择了共和，施展老师选择了帝国。辩论现场到一定程度，两位老师突然之间都进入到状态了，于是李筠老师马上来了一场即兴演讲，他以西塞罗的身份，这是一个共和的捍卫者，当然最后失败了。李筠老师以西塞罗的身份在现场进行了演讲，激情四射，施展老师不服拍桌子站起来，并以凯撒的身份来了一场即兴演讲。结束之后，突然意识到我们对于历史任务的理解都开始发生变化了。李筠说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西塞罗是一个幼稚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的人，他体会到了西塞罗很多深刻的东西。反过来，施展老师站在凯撒的角度演讲的时候，也突然之间意识到历史局中人在历史当中面临的一系列困境，以及后来在罗马从共和转向帝国的时候，一开始为什么制度会那么设计。罗马帝国的前期跟后期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前期是跟共和有着一个很深的共生关系。从两位老师的经历，我们可以领会到只有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处境，我们才能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理解他们之间复杂的共生关系。
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如此之精美、如此之奢华，你可能也会产生了很强的类似于马丁路德的反感，你会想教会本应是一种纯朴的，本应是救助穷苦人的，你搞得这么繁复、这么奢华，肯定会背弃你的初心。这种情况下，我如何还能够信你呢？所以一定有让基督教重回初心的冲动。也会有人感觉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本来就应该这么恢弘啊。因为天主教会是要呈现出给人们提供普遍性、终极性的价值感，为人们找到你的生存最重要的最底层的最远大的意义所在。所以圣彼得大教堂就应该是这样啊，但路德的感觉也能开始让我们大家反思。宗教确实应该有它宏大性的一面，否则它是无法让人相信它能够给你提供终极的价值感。但是对于基督教来说，甚至对于多半宗教来说都是这样的，这些宗教同时还有对于穷人、对于个体、对于底层受压迫者的关注。而这种对于个体的关注，在宏大感当中很容易就被忘掉了，因为你面对那种宏大的时候，个体非常渺小，你无法感受到我在这种宏大中有多少参与干，我怎么样能够被你真正关注到。而这种宏大性以及对这种卑微个体的关注性，这两个东西都是宗教同时应该具备的属性，同时应该完成的任务。但是，这两个属性所需要的物理外观，所需要的建筑上、公共空间、雕塑、艺术等等，在各个领域所呈现的外观，却是彼此矛盾的，没有办法同时实现。如果丢了其中一面的话，这个宗教又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以基督教为例，它需要同时拥有，或者说同时呈现这两种彼此矛盾的属性。但在一个教派内部却无法同时呈现，所以我们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正是天主教与马丁路德所开创出来的新教彼此之间的冲撞和对撞过程，彼此之间争斗的过程，它才相互成就。也就是说没有新教对于天主教的对冲，天主教确实能够表现出宏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会走向自己的腐败化。这很难避免，因为人性都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如果没有天主教对宏大的表现，路德他们的新教，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新教的教堂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装饰非常简朴，如此之简朴的装饰，像天主教的圣彼得大教堂让你油然而生的敬畏感和肃穆感你却很难获得。于是这样一个宗教能够带你提升到那样高的一个高度，这样的一种感觉，你在新教里面就很难获得。但是通过新教这边，可以把对于个体弱者的关注，把这个面向全都呈现出来，让人相信你对个体的关注是有力度的，力度在哪呢？力度就在宏大性当中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天主教跟新教他们在相互争斗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又在相互成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宗教、理解基督教，最起码我们就不会简单从某个特定的教派角度出发，说这个宗教一定应该怎样，事实上有可能这种多重教派彼此之间不断争斗、彼此之间不断冲突的过程，事实上是这些教派相互成就的过程。当然在不同的宗教内部不一样，每个教派可能会呈现出宗教内部所应有的某一个面向，然后相互成就，它们加在一块才构成我们对于宗教如何在人世间能够获得传播、能够获得力量的一个完整的理解。
帝国不灭的基因（老师的理解）
李筠：大家好，我们十天的旅程实际上一直是一个高强度的思想试炼，炼丹炼到最后，确实是很奇妙的结果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是本着初心要去回答什么是帝国不灭的基因，从中找到了这些无论是方法，还是不可磨灭的点，还是什么样的逻辑和线索，实际上对我们无论是理解过去，还是展望未来，都有很好的帮助。在这样一个基本的预设之下，我出发之前的预设实际上在加餐里面是跟大家透露过的，我基本认为共和、帝国、教会是三位一体才能铸就一个帝国。实际上在这三位一体当中的帝国只是一个狭小的部分，只代表了军事的、权力的某种安排，或者顺上多神教，顺上一些罗马人带来的基本品质。在这样一个基本的预设之下，我出发之前的预设实际上在加餐里面是跟大家透露过的，我基本认为共和、帝国、教会是三位一体才能铸就一个帝国。实际上在这三位一体当中的帝国只是一个狭小的部分，只代表了军事的、权力的某种安排，或者顺上多神教，顺上一些罗马人带来的基本品质。但是真正的一个文明意义上的帝国，应该是人民代表的共和，帝国代表的征战、胜利和多元复合结构，和教会代表的精神秩序三位吻合在一起的。但是怎么样能够吻合在一起？怎么样能够衔接在一起？什么样的历史机缘，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什么样的历史进程使它们可以互相咬合在一起，组合在一起，混合成一个相互可以区分但是又不可以切割的这样一个状态？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拧在一起互相渗透在一起了，这个帝国这个所谓文明意义上的大的帝国才能够稳固下来。也就是说实际上光有共和、光有帝国和光有教会，对于一个文明来说都是不够的。在这样一个万神殿当中，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很多逻辑是不同步的，也就是说我刚才聊到当罗马帝国征战不断地胜利，更多的神进入万神殿的时候，他到底是帝国更加强盛在走上坡路的迹象，还是帝国的精神已经在萎缩，已经把自己的精神结构扰乱的这样一个标记？实际上是很难断定的，是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也就是说兴衰可能在这样一个点上同时汇集到你的心里，那么在这样一个人类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当中，我们得到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感觉，实际上标定的是什么呢？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文化的，多面的不同的线索在人类的文明史上通常是不同步的。而我们看见的历史无论是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调的写法，还是社会史、经济史为主调的现代写法，都是在讲多螺旋缠绕结构的一条线，希望通过这一条线把整个文明脉络完全理顺。但是通过这样一个实地的有知识积淀在具体场景当中的这样一个思考和感受，发现单线推进，无论是哪一个学科的想自圆其说的历史，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把整个文明的演化的历史看成一个不是双螺旋，而是螺旋并进的DNA结构。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的事情，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等等，都会出现它自己既有共性又独特的那样一个状态，它会和整个文明的精神形成某种共振，它会在拉动其他方面军事的胜利，会带来人心的振奋，会使经济更加繁荣等等。但是不同的方面展开的逻辑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够用政治的去替代宗教的、文化的等等各方面，而是要虚心地坐下来，放下那些史家告诉我们的在单线逻辑当中非常振奋的、非常顺溜的、非常逻辑连贯的讲法，而去自己寻找一种共振的结构。就像多螺旋的DNA这样一个虽然有剪辑，在一条线上的剪辑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你要映照着把另外那一半还原出来，另外那一半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同写政治史的作家，可能他们的基本调调是不一样的，对很多事情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文明成长的基本精神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在不同学科所书写的历史当中，很显然就会产生更大的分歧，更大的重点的挪移。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具体场景的冲撞，变成我们内心里的这样一个冲撞，去回味，去重新复建这样一个多面向、共同旋转上升的文明成长的结构，去发现兴衰的这样一些标记并不是原来最简单的那样一个讲法，而是从更长远的变化当中去思考它的位置，去思考它带来的意义。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大竞技场并不就是罗马完全宏伟的标志，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也不是天主教全面胜利的标记，它实际上背后承载的这样一个复杂性、丰富性，通过这个点透视出来文明大线索实际上是要通过多螺旋上升的结构去剖析的。正是在万神殿这样一个百感交集的状态，使我在理智上要通过不同学科的历史，不同学科的这样一个认定去多元互构，螺旋上升地推动一个完整文明史的呈现。只有把每一个学科纸面上2D的学术互相拉动复建成3D的场景，才能够真正深刻体会到一个文明兴衰这样一个真正的进程所在。所以在这样一个学术考察当中，我和施展就是像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当然还有很多随行朋友也贡献了这样一个上升的助力，使得我们这样一个去思考多元、汇集多元，并且把它结构化的想法不断地成长浮现，最后形成了很多很多单点突破，积累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把对文明史从2D更新到3D，就有了足够的自信。
施展：我刚才给大家提到了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土耳其人并没有遮断东方通往西方的航道。看经济史，证据有很多，其中这次我有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证据，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如果大家看过伊斯坦布尔的旅游攻略的话，会知道除了蓝色清真寺、圣索非亚大教堂以及两个皇宫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是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大市场。而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这次我去才注意到，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是1461年修建的，什么概念？1453年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8年之后，1461年大巴扎修建好了。而修建好了之后，干吗用的？它构成了东西方贸易最重要的一个中转站。这就意味着土耳其人根本就不会去遮断东西方的贸易，因为你贸易越繁盛越发达，我好不容易占据了这么一个交通要道，这上面得有多少贸易在走，贸易越繁盛发达我能征的税才越多。所以他并没有遮断贸易，而是他会进一步刺激促进贸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461年形成的大巴扎，形成了东西方贸易极为重要的中转站和枢纽。当然后来西方为什么会有大航海这样一个做法？这又是跟西欧内部很多的博弈有关了，因为李筠老师的课里面不断在讲欧洲内部是高度多元的，这种多元彼此之间不断在竞争。多元竞争里面是威尼斯，当时意大利还不统一，若干个城邦，威尼斯跟土耳其人合作，他们俩合作垄断了东方往西方的贸易。热那亚想方设法想跟土耳其人合作，土耳其人没接茬，最后热那亚人找到了西班牙人合作，于是脑洞大开，空间格局感不同以后，才有了地理大发现。这既是基于一种全新的空间感格局感的冲击，同时也是高度基于欧洲内部多元竞争结构的，如果欧洲内部铁板一块，那这个事基本也不存在了。聊到大巴扎，我从这个点上跟李筠老师进一步来讨论，我说大巴扎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象征，象征什么呢？1461年的时候，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口，因为对土耳其人来说，攻进城之后，他不会想把城市的人口赶尽杀绝，那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我占领一座空城没有人我统治谁？所以他仍然会尽可能保留当地的人口，当然他一定会屠杀掉一部分。但对他来说，屠杀人口的过程主要起到的是一个威慑作用，而不是他真的想把人杀光怎么样。在威慑作用完成之后，让大家全都认了，这是新的主人，只要这一点认了，原来的社会秩序、社会空间、贸易过程该怎么运转还是怎么运转，甚至某种意义上土耳其人会进一步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来鼓励你，来保护你，促进你进一步去发展你的贸易、你的社会、你所有的这些过程。1461年建成大巴扎，这就是一个例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出来了，就是对帝国而言，它的社会空间跟它的政治空间并不必然重合，很多时候它是不重合的。政治跟军事是一套逻辑，而社会经济是另外一套逻辑，这两个逻辑并不总是重合的。刚才李筠老师也谈到了，就所有这些逻辑而言，我们从整个历史上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个逻辑都有自己的一套往前运动的方向。这多条线索就像多条DNA彼此之间纠缠着往前演化，就一个真正成功的秩序而言，伟大的帝国而言，它的伟大之处体现在哪呢？体现在多条DNA彼此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共振关系。李筠老师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来表述，他就说这多条DNA彼此之间用来比对的碱基你要能够找到，一旦这个碱基对找不到，这个螺旋就散伙了。要说所谓帝国不灭的基因，我们不是谈的具体哪一个帝国，在历史上没有永存的帝国，我们是在谈一般意义上人类伟大的秩序史，人类伟大的帝国史，这种历史底层的一些最深层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就是人类的政治空间、或者是政治逻辑、军事逻辑、社会逻辑、经济逻辑、文化逻辑等等，多个逻辑构成多条DNA。在而不仅仅是两条DNA彼此纠缠，是多DNA彼此纠缠。于是各种要素彼此之间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冲撞。这背后蕴含的真正伟大的政治智慧，不是哪个具体的帝国不灭的基因，而是真正的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秩序得以不灭的基因。
小结
1.我们要培养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万神与共和内核相吻和，但罗马外部压力及地域广润对权力运作要求高效化，对政权组织形式要求集权化，在这样变化下从凯撒渡河后已为基督教的崛起打下了底层逻辑，为罗马众神衰弱吹响号角。
2.加法做的一定程度必然无法持续下去，加法会令组织强大，但是过了这个度之后，就要学会做减法，比如汉代初期的分封制起到了稳定和强大帝国的作用后来到了景帝时期就必须要削藩。
3. 天地为大，心亦恒大。有一句鸡汤文是这么说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是一个鸡汤文，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并不仅仅是鸡汤文，因为里面也得表达出某种深刻的东西才能是鸡汤。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意味着什么？你如何想象这个世界，你才会如何去做，才会如何规划人生，然后才有可能做出一个多大的事业，否则就算你资源再多再丰富，你没有那个想象力，很多事做不出来。其实真正的震撼来自天地，来自天地的无边无垠，任何人为的工程，在天地面前渺小得不值一提。金句，强大来自于自己的强大，而不是建筑的宏大。
4.不灭的基因我们最终总结成两条：第一，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这方面的秩序想象力。第二，基于这种想象力，以及各种各样现实多条DNA的存在，你所形成的具体制度安排，如何让这些东西彼此之间互相加持，而不是互相冲撞。所以对于人类、对于历史、对于秩序真正的理解绝对不能单向度的、也绝对不能在二维层面上，或者军事、政治、宗教的，仅仅从一个单一向度思考，只要是单一向度思考你肯定是二维的思考方式，我们应该有一个俯瞰的三维视角，才能找到刚刚所说的帝国不灭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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