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不首先了解什么是道德法则，什么是意志的自律，你凭空想What is good？（什么是善？）你说你good，我说我good，找来找去，最后还是落到柏拉图的善的idea。这种思路一定要扭转过来，康德一下子就转过来了。中国儒家一开始就是这种自律的思想。依西方说，才说是扭转，因为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传统就是以善之概念为首出，到康德才扭转过来。中国从儒家孔孟开始就是自律道德，因此，康德讲的自律，中国人很容易懂。后来到朱夫子岔出去了，朱夫子以知识的态度讲道德，那就岔出去了。在先秦，孔孟就是以道德法则为首出，荀子就不够了，所以，荀子不是正宗的儒家。
康德一定要扭转过来。所谓扭转过来，就是不能以善为首出。一定要先了解道德法则，以道德法则的概念为首出。道德法则从哪里发呢？从意志的自律发。这个不就是儒家的路吗？这个很明白呀。所以，孟子讲性善。孟子讲性善根源在孔子讲仁，仁来决定善。假若你离开仁，往对象方面想，想对象的谓词，哪里找善呢？这种头脑很怪的。在中国没有什么扭转不扭转，它就是通常的理性，一向都这样。以仁作决定，什么事应当做，什么事不应当做，这很容易。所以，孟子讲本心，王阳明讲良知，都是这个意思，这个有什么麻烦？哪里像柏拉图那种讲法？柏拉图那种讲法是把它当作知识的态度。
后来朱夫子歧出了。我为什么判朱夫子是别子为宗？因为朱夫子就是以知识的态度讲道德。朱夫子讲格物穷理，讲道问学，就是以知识的态度讲道德。以知识的态度讲道德就是岔出去了，就是走西方人的那条路。西方人柏拉图传统是先有的，康德的型态是后来扭转的。在中国正好相反，中国的路，康德那种型态是先有的，后来才发生歧出，朱夫子那种型态是后来才有的。你看，先秦孔孟，后来王阳明、陆象山，讲一大套，哪里有先讲什么是善？他直接讲良知、天理。
朱夫子把知识与道德混在一起，以知识的态度讲道德。他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把一般的教育与内圣之学混在一起。朱夫子就是这两个“混”。一般的教育也叫做教化，儿童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一般教育不是真正的内圣之学，内圣之学就是康德这个地方〔案：《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第二节第二小段〕所说的道德底形上学。一般教育是知识，以知识的态度讲道德是不行的。整个人来说，我需要道德，也需要知识，这没有错，但是，你不能以知识讲道德。
先秦儒家没有“内圣之学”这个词。孔子提出“仁”这个观念，到孟子讲性善，以至《礼记》讲士，从士往上是贤，再往上是圣。儒家学问这一套不是一般教育。从“士”开始，但士不是一般的教育。现在一般的教育，不要说小学，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是当了博士、专家，也不是士呀，顶多是一个专家的知识分子。现在的大学教授没有用的，所以毛泽东瞧不起那些教授。他们只有专家的知识，毫无用处，算不上一个士。儒家从孔子开始到战国所说的“士”，讲儒行，那都是豪杰之士、特立独行之士。你真正要符合儒行的条件，按《礼记•儒行》里面讲的，那可难得很。他真正能独立。不管天下太平还是不太平，他都是独立的。大厦要垮下来了，他能独立支撑。所以，中国人重视豪杰，不重视英雄。西方人不重视豪杰，重视英雄。拿破仑、亚历山大这一类的，都算是英雄。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汉高祖，这都算是英雄，这个在儒家是瞧不起的。所以，朱夫子瞧不起汉高祖、唐太宗，就是这个道理。究竟怎么样算是豪杰，怎么样算是英雄，这个唐〔君毅〕先生分别得最清楚。〔编者按：见唐先生《孔子与人格世界》一文〕
儒家内圣之学是相应着孔子所言仁者，《礼记》所言士、贤、圣，这一串学问，它就不是一般的教育。在这个立场上讲，你要表示这一种行为的道德，你就不能以知识的态度讲，不能从道问学讲。你站不起来，你道问学越多越坏。
假若你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知道诉诸通常的理性来了解道德是很容易的。了解道德就是了解我依照道德原则应当行或者不应当行，这很容易的，一般人很能把握这个。加上哲学也不能有另一个原则出现，也不能有另一条路。哲学只能使这个明确。所以，道德哲学不能以good这个概念为首出。一定要首先了解道德法则怎么来，从道德法则一定要讲到good will，good will之所以为good will，因为它自律。这就是康德下面一段文章要讲的，我给你们先做一个综述。
儒家讲moral law（道德法则）从“仁”来，根据仁来显。离开这个仁，在外面没有什么东西是善、什么东西是不善，你不能这样问。所以，存有论的good是不通的。相应着仁、士、贤、圣而说的儒家内圣之学就相当于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学……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