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仁村，村因人名。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梅江镇境内，金华山与西腊山中间、墩头盆地，青山环绕、云蒸霞蔚、粉墙黛瓦、梅溪相映。原兰浦线、今314省道沿村而过，距离兰溪市区28公里，兰江古航道洲上码头20公里，水陆交通十分便利。2016年行政区域调整，由原塔山、近外阳、潭头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现村落居住面积0.75平方公里左右，约有540多户人家，是兰溪市至今保存完好的明初古村落之一。
梅江塔山村
花落春仍在
那是1915年的春天，正是鶯飛草長，春暖花開的季節，曹聚仁在父親開辦的育才學堂裡遇到了一個叫王春翠的女孩子。毫無防備，毫無預兆，就在那驚鴻一瞥之間，他情不自禁地淪陷在她的一眸春水裏 ，從此他心里便惦記上了她，那一年，他15歲，她12歲，而這一惦記，就是一輩子。
曹聚仁後來回憶說：“ 她是四姐妹中最美麗的，總而言之，我第一逥在學堂裡看見了她，就鍾情於她，苦苦地害我得了相思病。”
曹王兩家同住梅溪，僅隔著一座通洲橋，曹家在橋南，王家在橋北。王春翠每天都要到橋上晨讀，曹聚仁為了多看她一眼，總是悄悄來到通洲橋北，躲在不遠處掛鐘尖的樹叢裡偷偷看她。她的一顰一笑如三月春風，攪動他心頭的一池春水。
梅江通洲橋
那時候，曹聚仁最愛朗誦北宋詩人黃庭堅的惜春詞——《清平樂·春歸何處》。“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他愛極了這首詞，只因為他心愛姑娘的名字裡恰好有個“春”字，遇見她，是這個春天裡最美的意外，他是那麼急切地想要和她在一起，在明媚的春光里手牽著手在通洲橋上散步，與她談天說地，盡享春光。
或許是命中註定，又或許是心誠則靈，令曹聚仁驚喜的是，一年多後，兩家父母居然如他所願為他和王春翠訂了婚。曹聚仁開心地像個撿了奇珍異寶的小孩子般歡呼雀躍，想來春歸何處，自是歸於他處。
當曹聚仁從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家里便為他們倆人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婚禮，少年夫妻，你儂我儂，甜蜜和幸福從兩人十指相扣的手心裡一圈圈溢出來，開出最美的花朵。
1922年，由於王春翠考上了杭州橫河橋的女子師範學校，曹聚仁則要去上海愛國女中教書，所以一對小夫妻暫時分居兩地。距離阻擋不住思念，倆人之間書信不斷，他們的書信寫在同一本紅色絹畫的小本子上，取名“心心相印”，來往郵寄，互訴相思之情。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曹聚仁剛到上海就被一位情竇初開、主動向他表白的女學生所俘獲，他與王春翠的感情遭遇到了首次的危機。
王春翠聽說此事後，毅然決定放棄學業，去上海挽回曹聚仁的心。她的同學都勸她應以學業為重，她卻說：“ 我愛我的學業，但我更愛我的丈夫和家庭。”
辦理退學手續時，她的老師問她：“ 這樣做值得嗎？”
“ 值得。” 她毫不猶豫地回答。
王春翠迅速趕到上海，找到曹聚仁後問他：“ 聚仁，我來陪你了，跟我逥家好嗎？”
曹聚仁滿面慚愧，他看著她滿含真誠與希冀的眼睛，點了點頭，牽起她的手，跟她逥家。離開時，他沒有忘記給女中校長留下一封辭職信。
王春翠安心在家當起了家庭主婦，每日洗衣做飯，料理家務，自得其樂。曹聚仁去了暨南大學任教，在妻子的鼓勵和幫助下，他筆耕不輟，寫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品，短短幾年時間，他迅速聲名鵲起，漸成大家。
1926年，王春翠生下一女，那是他們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孩子，兩人初為父母，欣喜若狂，曹聚仁抱著女兒愛不釋手，為她取名“雯”。
那幾年無疑是曹聚仁和王春翠最幸福的時光，一家三口，其樂融融。王春翠在家照顧女兒，並為丈夫準備好可口的飯菜。曹聚仁一下班就急切地趕逥家，陪女兒玩耍，給女兒講故事。每逢週末，夫妻倆會帶著女兒去公園散步，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下，享受著難得的安寧與恬淡。
幸福的時光總是太過短暫，或許是天妒幸福之家吧，1932年為躲避淞滬戰亂，帶回梅溪的曹雯不幸染病夭折，這給了曹聚仁和王春翠一個重大的打擊，也給他們的婚姻蒙上了一層陰影。夫妻倆悲痛萬分，王春翠更是每日以淚洗面，幸福美滿的三口之家突然間就少了一個人，本來完整的家庭有了無法彌補的殘缺。
王春翠先生故居
曹聚仁為了讓妻子早日從喪女的悲傷中走出來，便讓她與自己一起工作。王春翠不遺餘力地協助曹聚仁創辦了《濤聲》、《芒種》等雜誌，她還在這些雜誌上面發表了許多文章，她的才華漸漸展露出來。曹聚仁看到她的文章後也不由地發出讚歎：“ 春翠，不愧為我的愛妻，沒想到原來我竟娶了一個大才女啊。”
曾幾何時，王春翠也滿懷文學的夢想，只是為了愛情，她最終選擇逥歸家庭，如今重拾寫作之筆，她好像又找到了當初那個滿腔熱血的自己，1936年，王春翠在曹聚仁的鼓勵和指導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竹葉集》。魯迅先生為其定名，曹聚仁為其作序。在20世紀30年代那個以男性為主角，女作家寥若晨星的中國文壇，像王春翠這樣從女性自身的立足點出發、以辛辣文字見長的女作家更顯難得與珍貴。
令王春翠沒有想到的是，當她好不容易才從失去愛女的悲痛中走出來時，他們的婚姻又遭遇到了一場重大的危機。1934年秋，曹聚仁到上海務本女校當國文老師，對一個叫鄧珂雲的女學生一見鍾情。曹聚仁曾對人說：“ 我走上講台，第一眼看到第二排第三行，坐著這麼一位女生，她是我夢中的人，我就開始發痴了。”
十八歲的鄧珂雲是務本女校的校花，酷愛文學，對當時已是著名的大作家、大記者和大學教授的曹聚仁十分仰慕。於是，他們奮不顧身地相戀了。
不知為何，這一次王春翠沒有出面阻攔，或許是想起喪女的悲痛讓她心碎不已，或許是物是人非，面對一個青春年華的小姑娘，她早已沒有了當年的自信與雄心，又或許是她太過瞭解曹聚仁，知道他這次是真的動了心，就像當初對她動心一樣，他的認真是十頭牛都拉不逥來的，與其兩人互相折磨，不如自己主動退出，成全他們，免得讓他為難，看他痛苦。
給他最後的愛是手放開，王春翠主動向曹聚仁提出了分手：“ 聚仁，我們分開吧，你知道，我只希望你幸福，無論我是否在你身邊。”
曹聚仁一如十三年前那樣滿臉愧疚：“ 對不起，春翠，是我辜負了你，請你原諒我。”
最終，曹聚仁沒有留住王春翠，他比任何人都瞭解她的性子，知道她跟自己一樣堅決執著，決定了的事誰也改變不了。1936年，王春翠離開了他們共同生活了十三年的家，獨自逥到梅江的老家，她一直住在蔣畈的曹家，仍是曹家上下交口稱讚的好媳婦。
1938年，曹聚仁和鄧珂雲在武漢結婚。此時的王春翠孤身一人在老家過著樸素安寧的生活，她接替曹聚仁的父親主持育才學校，專心從事鄉村教育。
曹聚仁和鄧柯雲及子女
王春翠將一腔熱血投入到鄉村教育中，她結合農村生活實際，以求眞知、學眞人的“蔣畈精神”辦學，為鄉村教育做出了重大貢獻，因此深受四方鄉親的擁護和愛戴，被村民們尊稱為“王大先生。”
多年以來，王春翠一直保持著每天清早去通洲橋晨讀的習慣，十年如一日，一直以來，她都有個秘密沒有告訴過曹聚仁，那是就：其實她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在橋邊偷看他，因為她原本就是為了他才去橋上晨讀的啊。
雖然曹聚仁和王春翠已和平分手，但他們依舊保持著親人般的密切關係，從未中斷聯繫。倆人書信不斷，曹聚仁終生對她以愛妻和知己相稱。
解放前夕，曹聚仁遠赴香港，王春翠卻依然留在蔣畈。
十年之後，曹聚仁受周總理之邀回大陸參加國慶十週年的觀禮活動。他一到廣州就寫信給王春翠，幾天后，闊別數十載的夫妻在北京重逢，王春翠特地帶曹聚仁去一家照相館補拍了一張結婚證，以彌補他們倆人當年結婚時沒有留下一張結婚照的遺憾，同時也作為一種紀念。那是他們第一次合影，也是最後一次。
回鄕偶書
沒有想到，在北京的匆匆一面竟成為永別，此後二人再未見面。隨著局勢變化，他們一度失去聯絡。
1972年，曹聚仁在澳門去世，他臨終前反复唸叨著黃庭堅的那首詞。“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沒有人知道，他有多麼想念那個春天，想念那個她。
晚年的曹聚仁先生
消息傳到浙江，王春翠一句話也沒說，只是沉默地站在秋風裡，久久地望著澳門方向流眼淚。
1987年的春天，王春翠在浙江蕭山病逝。
恍惚間，彷彿突然逥到了1915年的那個春天，他們第一次見面，驚動一山春色，攪起一池春水。
參考資料：上海天馬書店印行《竹葉集》王春翠著
參考資料：《紀念“兩岸密使”曹聚仁先生誕辰116週年》柳哲新浪博客
梅江通洲橋
通洲桥位于兰溪市梅江镇塔山村，横跨兰江支流梅溪，曾为金华、浦江、兰溪、义乌、建德五县间的交通要道，1958年前为兰溪与浦江的界桥。据县志和碑文记载，通洲桥创建于康熙年间，初为木桥；乾隆二十三年（1758）改为石桥并筑水榭21间；嘉庆五年（1800）被洪水冲垮，暂铺木桥；道光三年（1823）重修，中部设重檐歇山顶神龛；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新中国成立後进行过四次大修。现存的通洲桥为五孔六墩，拱券矢高8米，净跨9米，桥面宽4米，用石料铺面，桥边高四尺，用石墙作栏杆，坚固无比。
通洲桥堍有200多年古樟数棵，游人走上廊桥凭栏远眺，在欣赏原生态的田园风光时，也似乎走进了一座历史名人的长廊，这里深厚的人文积淀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才俊——宋代户部尚书梅执礼、工部尚书钱遹，元代文学家柳贯，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清初旅日高僧东皋心越禅师，现代作家曹聚仁和当代画家方增先等，他们都是从廊桥走向世界的。
曹聚仁与通洲桥的缘分，可追溯到一场青梅竹马的往事——曹聚仁和他的结发妻子王春翠的初恋故事。王春翠住在通洲桥北的塔山村，离曹家蒋畈村仅两里地。她12岁到通洲桥南的曹家读书，不料“小先生”曹聚仁第一回在经堂看见她，就得了相思病，每天一过中午就拉着胞弟曹艺爬上通洲桥边的挂钟尖，望着这女孩放学回家过通洲桥的身影。後来，世事变迁，桃花虽然追随着流水，然而终于未能“结伴到天涯”。可以说，通洲桥是曹聚仁心中一个永远的伤痛的梦。
现在通洲桥已成了兰溪人的旅游胜地，背靠挂钟尖，面向竹叶潭，习习春风，潺潺流水，成为年轻人谈情说爱的“香格里拉”，这里有着一些人永不褪色的浪漫记忆。
今年是曹聚仁先生誕辰120周年，也是曹雷女士邁入八十嵗之年，打記事起她就熟悉了戰亂，在沒完沒了的轟炸、躲警報、逃難和搬家的車馬聲中顛沛流離。
曹聚仁先生之女——曹雷憶父親
一
父親的身份，是戰地記者。他沒有一直陪著我們，但他用他的方式參與了抗戰。1947年5月，由父親撰寫文字，舒宗僑攝影的《中國抗戰畫史》第一版面市，一下售罄。這本書後來被用作在虹口開庭審判日本戰犯的佐證資料。
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上海。雖然終於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但他還是很忙。只是他回家時，會習慣帶本新書給我。後來，1947年，小弟曹景行出生，爸爸也會帶兒童繪本回來。爸爸對錢財真的無所謂，但不可以沒有書。
1950年一別，此後父親祇存在於書信裏，和幾次短短的見面中。最不容易的是我媽媽，就像一個單親媽媽一樣帶我們長大。父親去香港後，隱秘而敏感的身份，招致造反派到家裏貼大字報。父親後來致力於兩岸統一，接觸到兩岸高層，很多問題都不能辯解。
爸爸總是不在。1967年的7月，媽媽陪我到北京結婚，爸爸只能從香港寫了三首詩相送。1968年，得知小弟曹景行要去皖南山區時，他特意從香港寄來四卷合訂本的《毛澤東選集》，他也不能相送。1970年，大弟曹景仲清華大學畢業後被分派在河北張家口沽源縣農機厰，不幸在戰備工作引發的爆炸事故中身亡，年僅25嵗。父親除了在香港寫下痛徹心扉的信之外，也不能送一送。
1972年1月31日，他給我們寫信，牽挂的還是國事：“我實在沒有工夫生病，偏偏要生拖長的病，真是急不得、哭不得、笑不得。我已經無法在尼克松到北京之前迴北京了……”
聽説父親病重，我們趕到澳門想見他最後一面，等到了澳門，知道父親已經過世了。我連夜寫家屬答詞，公祭時才見到父親的遺容。他是因爲癌症過世的，真的瘦得不行了，本來就不高的個子，現在躺在那裏，我覺得好像只有小孩子這麽大。
二
在香港最後的歲月裏，他住在一幢四層危樓頂部搭建出的50平方米左右的陋室内，四壁皆書。1969年12月4日，爸爸寫信給我時說：“天下事，不可想得太天真的。雷女，你的毛病，就是太天真，天真是可愛的，但處事並不只是談戀愛呢…… 我咬下牙關，決定到海外來做事，找錢養家，悶聲不響，自己多吃點苦。那時，你們年輕，是不懂這番道理的。別人以爲我到了海外，一定會遠走高飛了。我一心向往北京，而且慢慢走上為祖國效力的路子，和別人的想法絕對不相同。我的文章，在海外造成了權威地位，這便是我生存下來的基本條件。社會革命，乃是我們年輕（時）的理想，我為祖國效命，也就是實現自己的理想。我雖違背了對你媽的‘永不離別’的諾言，但處在這麽偉大的時代，我能天真地開自己的玩笑（嗎）？到了今天，你們也該明白我十九年前的決志南來，並不是走錯了棋了吧？”
我不太記得爸爸怎麽説話了，因爲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了。但我記得一件事，1982年，我去上海電影譯製厰不久，一天大家在看《斯巴達克斯》原片，有人說，這怎麽和小説不一樣，我脫口而出：“你們說的是意大利作家喬萬尼奧裏的《斯巴達克斯》，這是美國的電影，角度不同，切入點不同。”廠長陳敘一一聼，就説：“這部片子給曹雷（擔任導演）。” 後來有什麽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廠裏也都會第一個交給我。我心裏很有底，這些都和我小時候的閲讀打下的基礎有關係。當時父親已經去世十年了，但那一刻我知道，父親以另一種方式，永遠在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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