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的一个晚上,儿子突然问我:“爸,是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得死吗?”
儿子这个问题让我有些慌张。因为我们一直对他讳谈生死的,连讲神话故事时都非常小心,就是怕他无法承受。就在我支吾的时候,他说了句:“爸,我怕。”说着,小嘴一撇,脸上闪过一副要哭的表情。
这一切来势迅猛,令我猝不及防,心疼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怎么能告诉一个八岁的孩子:死亡面前,他的爸爸也像孩子一样无能为力?
我以尽量轻松的语气跟他说:“哎呀,死的事离你还远着呢,你看爸爸妈妈比你大那么多,还活得好好的呢,姥姥年纪更大,不也……”一边说,我一边感到自己的言语是如此干瘪、轻飘,没有力量,因为死亡的可怕不在它离我们远或近,而是它告诉了我们生命必有终结,所以我的这套说辞根本不可能安慰到他。
果然,他看出了我的虚弱,不再纠缠这个问题,恢复了正常表情,说别的了。
其实,他对死亡的观察和思考应该由来已久了。他小时候经常去太姥姥家,在那里玩得很开心;后来,太姥姥病重,他只进去看了一眼就不待了,缠着大人带他回后院的姥姥家。没两天,太姥姥就咽气了。大人忙来忙去给老人办丧事的时候,他就若无其事地在姥姥家玩。事情过去之后,他多次去前院,但从来没有问过太姥姥去哪儿了,说明他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那年,他才五岁。
睡觉的时候,他总爱挤在我们俩中间。即使这样,睡觉之前,还总是把脑袋捂得严实的,只露一张小脸在外面。问他为什么,他说怕睡着的时候有怪物来咬他。其实我小时候何尝不是这样?只有睡在父母中间,才会有些许安全感。对死亡的恐惧一直延续到我十四五岁进入青春期——如果我儿子也这样,那还要熬五六年的时间——其实这时对死亡还是怕的,只是在荷尔蒙的作用下,生活一下子宽广许多,常常忘了它的存在。
参加工作之后,经常参加葬礼。我和人调侃说:这几年去的最多的地方,除了家和单位,就是火葬场。死别看得多了,人也就麻木起来。对死亡最近切的一次观察和思考,还是大约十年前我妻子的爷爷去世的时候,后来我把那段经历落到了文字上,就是《目击死亡》。
我说过,《目击死亡》像是上帝在我生命中写下的伏笔。大约一年之后,死亡的巨大阴影一再以猝不及防的姿态笼罩在了我亲人的身上,让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是如此近切。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在那以前,我一直是以看客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并以此而自得;当被摁在现实的淤泥里难于呼吸的时候,我才明白以前的悠然不过是生活对我的宽待。现实总有无法表达的隐痛,让人虽在人间,却如阿鼻地狱里一样痛苦。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我写出了《走在地狱的边上》、《死神是穿黑衣的上帝》、《暖冰》、《生命的杯子》等浓黑的文字——关键时刻,文字再次化作一根救命的绳索,使我稍离绝望之地。
只要活着,经历就总会对人有所裨益的,不管有多么不堪。那段日子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比如一个成年男人的眼泪有多么不受待见,还有,当你欲哭无泪的时候,你就明白能流泪的痛苦还是好的;比如自己根本不像所期望甚至自诩的那么完美,不仅不是一个好儿子,也不是一个好兄弟、好的丈夫……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庸人——看清自己是痛苦的,但是也未尝不是一个收获;比如能用钱解决的问题还是好的,最可怕的是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像是死亡……
也就是那段日子里,上帝抽走了我脚下最后一张可以放心踩上去的踏板,让我每迈出一步,都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陷入了灭顶之灾。
不过平心而论,上帝待我还是好的,并没有真的把我置于绝境而不顾,让我体会到了“不幸中的万幸”是多么甜美。
但是,死亡是不容忽视的。
当看似那么遥不可及的四十岁到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孔夫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原来是这个意思:每一天都会到来,恰如每一天都会过去,那么,我死去的那天也会到来,也会过去……
哦,原来我真的会死的。
我不由想起了鲁迅先生的《立论》里所讲的故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发财和做官是人们所希望的,但是不会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必然发生,死亡是人们不愿听到的,但是必然发生。只有傻子说出了人生唯一的事实:
我们都会死的。
不光我们,所有活着的人,包括将要出生的,也都是会死的——写下这个故事的鲁迅,不就已经死了么?
想明白这点,我的心里很平静,并没有如何恐惧——既然必然发生,恐惧有什么用呢?它使我明白了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活:无论多么痛苦难熬的时候都不要灰心,因为它早晚都会过去的;美好的东西拥有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失去了也不要懊悔,因为它早晚都会失去——恰如自己的生命。
鲁迅先生的《过客》里,对于前面是什么,小女孩儿和过客发生了争论:小女孩儿说前面是野百合和野蔷薇;过客说前面是野百合和野蔷薇,但也是坟。对此,我的观点和老翁一致:只有坟,没有野百合和野蔷薇,甚至连坟都没有,只有虚无——“死去元知万事空”……
我们中国人是讳谈死亡的,觉得不吉利——好像只要不谈论,它就不存在一样。不过鲁迅好像没有这样的忌讳,在他的文章里,常言及死亡、鬼魂以及死后的世界。他晚年的两篇文章,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是《这也是生活》,一篇是《死》。虽然一篇是谈生,一篇是论死,但却有一脉相承之处,都是该怎么面对所剩不多的余生的问题——确乎这两篇文章写完不久,先生就去世了。
如果有人以为我现在也写了这样一篇《死》,就预兆了我将不久于人世的话,我是不以为然的——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死期是什么时候——首先,我不相信事情会如此凑巧,其次,我也不相信自己的文字有这样的神力。
不过人的死期确实是无法预测的——“谁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微小至血管里的一次暴动或者堵车,身体里某处细胞的疯长,入侵细菌的胡作非为,大到卡在气管里的一颗花生,一个来历不明的弹头,一把锋利的匕首,一辆失控的卡车,一个从天而降的闪电或者石头,一条深不可测的水流……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终结者。在诸多的方式中,传统的看法是老死病榻为善终,死于自戕或意外则为横死。不过我想,如果被猫戏老鼠一般,死之前不能行动,不能说话,饮食要人喂,大小便失禁……除了能喘气之外和一具死尸没什么两样——如果什么也不知道也就罢了,就怕心里明明白白,却口不能言,手不能动,任人摆布,毫无尊严可言,实在没什么可羡慕的。可是人往往越到此时,对于生命越是依恋,对死亡越是畏惧,虽然已是苟延残喘,却死命地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不放,弄得人嫌鬼厌,可怜巴巴……唉,何苦呢?
如果死亡方式可以选择的话,我情愿死得有尊严些,最好是在毫无知觉中死去。提前知道死期是最痛苦的。忘了是谁说的了,最好的死法是“马上风”,在性爱的高潮来临的那一刻死去,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死法,不过有些自私和残忍——您快活地解脱了,可您考虑过对方的感受吗?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谁都希望好好活着,特别是我这样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如果离开的话,真的不止一个人生命的毁灭那么简单。心情最灰暗的那段时间,我曾经认真想过如果我死了的话最受伤害的是谁。想来想去,还是孩子——对于妻子,固然也是一种不幸,不过她可以找到另一个人,没准儿还能开始另一段更好的人生;对于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当然是惨事,可是他们已风烛残年,就是痛苦,时间终究有限;孩子呢,年龄还小,在偌大的人世间孤苦无依,何其可怜!而且父爱缺失,是什么都无法弥补和替代的,将对他一生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
不过,古今中外那些成就大事的人,确实有不少是幼年丧父的:孔子、孟子、秦皇嬴政、汉武刘彻、释迦摩尼、亚里士多德、欧阳修、范仲淹、安徒生……就是近代的“五四”巨子中,周氏三兄弟、胡适、老舍、茅盾、郁达夫、曹禺、巴金……不幸的童年经历,未尝不是激励他们成就他们的一个因素,可见,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有人不是说过,“一个男人真正成熟,就是从父亲去世那一刻开始的”,这样说来,如果我不幸离世的话,对他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想到这些,我心底又宽慰了不少。当然,我还是希望陪伴他的时日能多些,再多些,起码等他成年、能够独立面对这个世界吧。
能活着,特别是健康地活着,总是好的。不过,时刻意识到死亡的存在,也不是坏事。在死亡面前,这世间的不少事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它还告诉我,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事,要好好珍惜。近几年常听到一句话:“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在我这里,就是“再不疯狂我们可能就死了”,所以更显急迫。当然,可以疯狂的时候固然不要错过,可是人活着谁能天天疯狂呢?除非这个人真的是个疯子。即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在此之前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还是得好好过吧。
哪怕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由于有了死亡的意识,味道还是有些不同的,何况其他?就像鲁迅先生在《死》里面说的:“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人生真是浪费不起的。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一句老话:“父母在,不言老。”父母尚健在,我却大谈生死,实是不孝得很。可是转念一想,我这个人不孝的事情颇多,再多一件,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况,孔夫子那句“不知生,焉知死”未尝不可以反过来说:“不知死,焉知生?”否则真的像鲁迅先生说的“随随便便”地活着了。认认真真地好好活着,这也是孝的一种方式吧。
这也是我看到儿子流露出死亡的恐惧时脑子里闪过的念头:知道了死亡的无可逃避,生命也就有了边界和分量,也就知道了该好好珍惜,这对他也是一件好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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