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已经接受了空间是相对的这个观念，这主要归功于伽利略。他让我们知道，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因为如果不给定参照系，我们就无法描述物体的状态。在这个基础之上，牛顿创立了经典的牛顿力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无论是伽利略还是牛顿，都和他们曾经反对的亚里斯多德一样，拥有绝对的时间观念。在他们看来，时间脱离于一切事物之外，始终均匀的流逝着。虽然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一致，但还是有人站出来反对它，这个人就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时间的绝对属性。他认为，时间流逝的快慢与运动的快慢相关：运动速度越快，时间流逝的就越慢；当运动速度达到绝对速度——光速时，时间就会静止。由于运动的快慢到底如何需要选定参照系才能讨论，所以时间的流逝也必然与所选择的参照系相关，这使得同一个事件对于处于不同参照系中的观察者来说具有不同的时间间隔。同时，爱因斯坦的另一个结论也发展了空间的相对性：随着运动速度的加快，尺子将会在运动方向上缩短。
在康德看来，时间与空间一样，并非是人们感知到的东西，而是感知的工具。作为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不能理解空间的相对性是可以谅解的，因为虽然运动定律已经指出不给定参照系，我们将无法确定某个物体的空间位置和运动状态，但任凭是谁也无法仅仅凭借形而上的思考就能得知不给定参照系将无法确定这个物体的尺寸，所以相对于“位置”和“状态”而言，“不变”的外观尺寸更容易使人忽略空间的相对性。
但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相对的空间竟然不是感知（测量）到的，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相对的时间具有这样的性质。康德的难以辩驳的先验空间和先验时间终结于相对论，意味着他所有的“先验主义”的破产。这再一次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思辨哲学的启发作用。而上两次类似的事情当然发生在日心说和进化论发表之后。
相对于康德而言，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更像一个现代人。因为他认为时间和运动彼此互为度量。他说：“我们不仅用时间来测量运动，也用运动来测量时间。”他的意思很明显：我们用节奏来测量运动所花费的“时间”，而这种节奏本身也是一种“运动”。在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观上，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描述很优美也很准确。然而，当爱因斯坦赋予了时间相对性之后，这种测量却变得难以描述了。
我们无法确知这种“节奏”本身所代表的时间含义，因为节奏是一种运动，而运动本身是具有时间相对性的。我们无法用一个变化的尺子去度量另外一个变化的东西。我们必须首先使尺子不再变化，虽然事实上它是变化的。但就像我们可以假定某种东西是静止的一样，我们也可以假定某一种“尺子”是不变的——只要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参考系。然而，在更大程度上这不是物理学家的任务，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尺子具有变化的性质就足够了，至于我们如何认识和运用这种变化，那应该是哲学家的任务。
也许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哲学家们总希望能够像科学家一样揭示自然规律，而科学也频频“越位”，妄想起到只有哲学才能起到的作用，这在蚂蚁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但我们既然谈到了历史，我们恐怕就得再来一次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承认历史与时间的密切关联。
谈论时间是不能忽略历史的存在的。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时间的一种具体化、事件化了的表现，我们就必须考虑我们所得出的时间性质是否也适用于历史。如果时间是相对的，那么历史是否也是相对的呢？如果存在一个以光速运动的观察者，他会如何看待我们人类、地球、甚至宇宙的历史呢？相对论带给哲学家们的问题不知凡几，他们为什么不予思考，却喋喋不休的讨论相对论本身是否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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