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96／第十章／3
第十章 皖系军阀干将徐树铮与北洋政府之西北筹边
第三节 西北筹边之缘起，实乃为参战军谋一出路；徐树铮拟具《西北筹边办法大纲》，积极主张经营西北
“西北筹边”是皖系军阀干将徐树铮于1919年初提出的，貌似根据当时国际局势变化，拟具一项巩固中国西北边防的筹边方略，但其最初的根本动机不过是借边防之名，为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保住其嫡系武装“参战军”寻找一个借口，为参战军的发展谋一出路而已。
在长期激烈的政争、内战中，段祺瑞几经挫折，尤其是在经历国内“南北战争”，其“武力统一”政策破产之后，深悟掌控一支由他直接调遣的嫡系武装的必要性。（注：南北战争是指1917年8月至1918年5月，孙中山为维护并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利用西南地方军阀所进行的一场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又称“护法战争”。）
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2月，北洋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全权负责中国参战事务。1918年3月1日，由段祺瑞主持的参战处正式成立。参战处一成立，段祺瑞就以参战名义，靠出卖国家主权、举借日债创建参战军。当时北洋政府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段根本无意派参战军赴欧洲参战，其所谓参战军实乃完全听命于段氏一人指挥的私家武装，意在用于政争和内战。国内其他派系虽明知段之用意，但碍于参战名义而无可奈何。
这年8月，由徐树铮编练的四个奉军补充旅划归参战处，段祺瑞任命徐为参战处参谋长，实际负责参战军的编练工作。但是，就在参战军尚在编练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已临近尾声。参战军还未降生，段祺瑞就不得不为其日后出路有所考虑。10月，段祺瑞在参战处之下又成立一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负责筹备另一支段氏嫡系武装“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显然，段、徐的意图是，先以其嫡系武装之一部用作边防名义，借以投石问路，为一战结束后参战军全体由参战名义向边防名义过渡，做一事先准备。徐树铮随即派人赴豫皖招募新兵，将此前划入参战处的四个奉军补充旅重新加以整编，扩充为四个混成旅，约二万余人。
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编成三个师，共三万余人。
但就在参战军刚刚编练完成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硝烟散尽。这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的参战义务即告终结，参战军因此失去存在的理由。国内有关裁撤参战军、停支参战借款的呼声日益高涨。刚巧俄国十月革命引发外蒙局势动荡，苏俄红军与旧俄白军在靠近俄蒙边境的西伯利亚地区激战，苏维埃政权有意向外蒙古输出革命，于是，段祺瑞就以俄国内乱波及西伯利亚为由，强调国家仍要继续防御，不能没有参战军，更于当年2月5日，令徐树铮与日本缔结条约，延长原订条款，继续借债扩军。段祺瑞这种倒行逆施遭到社会各界的一片斥责。
2月20日，国内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开幕，南方代表坚持解散参战军。而英、法、美等驻华公使因不希望中国南北军事对峙影响各自国家在华经济利益，故屡以参战军及参战借款有碍南北和平为言，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进入3月份，北洋政府鉴于俄国内乱日益严重，俄蒙边境局势动荡，对外宣布拟由参战军抽调兵力，分赴西伯利亚、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等地驻防。段祺瑞为缓和中外各界对参战军的指责，表面上表示赞同，但始终不肯将参战军移师塞外。不过，身为参战督办、负责对俄防御的段其瑞，对外蒙动荡的局势也不敢大意，深知外蒙横亘俄疆五六千里，倘若落入俄人手中，国事将不堪言，自己将更是无法向国人交代，于是嘱命徐树铮“条陈边务，冀谋挽救”。徐树铮慨然应命。
徐树铮是一位极具政治头脑和个人野心的人物，他早已关注外蒙局势。自从设立安福国会以来，徐树铮有机会与蒙古议员接近，从中获知外蒙有内向动机，遂思有朝一日，一显身手，建功塞外。同时徐树铮也注意到参战军越来越不为国人所容，而且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参战军和西北军各部，因其规模日益扩大，当地已不能容纳，而内地富庶省份又早被其他军阀盘踞，难以介入，于是将目光投向尚不属于任何派系军阀的西北广大地区，欲将西北军作为参战军之前导，分期分批开赴西北。这样既可以将西北地区作为扩充军力的根据地，又可以规避各方责难，而且一旦解决外蒙问题，就等于成就一番保国安边的千秋功业，既可为其个人也为皖系军阀博取社会声誉。
1919年4月5日，时任参战处参谋长、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的徐树铮，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派参战军四旅充实边防，设立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授予节制蒙古、新疆、甘肃、陕西边境各军的全权，并可以在西北地区设立银行、发行公债、创办垦牧公司等诸多建议。
4月17日，徐树铮拟具《西北筹边办法大纲》，呈报总统府和国务院签注，并提交国务会议审议。徐树铮在大纲中积极主张经营西北，巩固国防，对筹边治蒙有着一整套计划。他开宗明义，强调指出：由于外蒙地广人稀，政治经济落后，中央政府必须选择有开创精神、能够忍受艰苦、懂得刚柔互用的人员担此重任，并委以专责，授予临机处置的权力；况且现在国库空虚，筹边治蒙所需的一切费用均有待尽快自行筹集，稍有迟缓，外蒙就有被强敌侵占的危险。因此，治国者要深思熟虑，积极应对。接下来，徐树铮提出多条具体意见：建议中央政府明令特派西北筹边使，拟定西北筹边使官制；在外蒙修筑铁路、开办汽车运输，以交通带动当地商贸，增加税收；利用外蒙优越的自然资源，部署垦荒、畜牧和采矿；在工商垦矿各业稍具规模，蒙民懂得亲附后，再以保护实业为由，向外蒙适当部署军队，这样既可节省军费，又可安定边心；加快推行文明教化，从汉人学习蒙文蒙语入手，促进蒙汉文化交流，增进情感；移风易俗，鼓励蒙汉通婚；发行公债，开设银行，发行纸币，筹集边款，等等。
徐树铮提出的西北筹边办法确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而且还有请缨筹边的意愿，但其初衷仍是借边防之名，为参战军谋一出路，规避各方责难。换而言之，为使参战军摆脱困境，皖系军阀干将徐树铮这才有西北筹边之举，企图向外蒙发展，在不属于任何派系控制的西北地区为参战军找到寄生之地。正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军阀无不各怀私利。当国家利益与军阀私利不一致时，任何军阀肯定是不顾国家利益，甚至是出卖国家利益，来维护一己之私；只有当国家利益与军阀私利偶合时，这才有为国之举。
不过，徐树铮此一为国之举却与当时北洋政府的对蒙政策有所偏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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