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远，得一步步走
对于读书和教书，我常常怀疑，也不怕走回头路。唯一担心的，是一路向前时有所辜负。于是，宁可慢。
此番来苏，行程中忽然记起要交作业来着，主题是“我理想中的语文老师和课堂”。这个问题，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在疑惑，一四年还没走出大学校园的时候也在琢磨……
苏州一角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语文教师只要在三四十个学生里“教”出三四个拔尖的，“保持”一二十个中等的，再“稳住”剩下那八九个落后的，如此这般便已经是“功德无量”了。
可是一个老师该怎么“看”才能“选出”这三六九等的学生来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年多的从教经历，从六七岁的小学生教到十六七岁的高中生，我最怕的就是误人子弟了。
当然，不少前辈劝慰我放宽心，只要你通过了行业门槛测试，这误人子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毕竟——天资各异，造化不同，为人师嘛，只要尽本分、无大过便可。而且我们是有一套相当“科学而人性化”之分辨好生差生的程序的：通过明目不一的分班分层教学细加甄别而后选拔，并且随时调整。
再有一点，这分“等”的事可必须私下暗暗进行——甚至是在心里悄悄进行。开诚公布的时候就是那铁证也似的分数了。
然而，无论这套程序多么科学，一旦把学生纳入“选”的行列，恐怕也是有些让人反感。因为无论学习还是教学，都是一个“注水入瓶”的过程，不仅随时“有深有浅”，而且随时“有洒有漏”、“有磕有碰”，何况一个瓶子的质地、尺寸和颜色都有其独特之处—甚至是光影声色的差别——那么，就连装哪一种水、怎么装都成了问题。
而我理想中的语文教师，首要的一个素养便是放下这种甄选学生的观念，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好奇而耐心，顺其自然又时时相伴。他在一旁看着学生的精神世界渐渐形成，给予建议却从不横加干预。
汪曾祺曾经写过一位高先生，他说“他要看着、守着他的学生，看到他是不是一月有一月的进步，一年有一年的进步。如同注水入瓶，随时知其深浅。”所以他教书“要求「随班走」。教一班学生，从初一教到初三，一直到送他们毕业，考上高中。别人教过的学生让他来教，如垦生荒，重头来起，事倍功半。教书教人，要了解学生，知己知彼。不管学生的程度，照本宣科，是为瞎教。学生已经懂得的，再来教他，是白费；暂时不能接受的，勉强教他，是徒劳。”
“随班走”不是什么新鲜词语，但做到如此真心诚意的却新鲜。
高先生还“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高先生的名字）。「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
如今用以为“甄别和选拔”之标准的多是一纸试卷——名之“统考”，所以为师者也只好按“课程标准”来“感动”，然后学生也多以“标准感动”为要，哪里有这样的“自己”来选、“自己”来感动？恐怕要被斥之为偏离标准轨道了。
高先生又“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的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
横看侧看、横改侧改，这其中的“标准”是自己一步步看着形成起来的，倒是有些意思。
所以，据说在高先生眼皮子底下读了三年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欣赏文学——高先生讲过的文章的若干片段，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背得；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
如此，叹一声“呜呼，先生之泽远矣”恐怕也是动人之心甚矣的了。
“读书、教书、写书”是我毕生的梦想，但真正做起来，步步艰难。渐渐的，愈发觉得不懂教育，甚至害怕成为教师。至少现在的我看来，现状是过分注重选拔和甄别，冠冕堂皇的要务是“发挥促进学生发展、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然而这些“问题”和“目的”却只是被看见了、被讨论了、被呼吁了而已，结果也还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就像时隔七八年我们这群所谓的“过来人”和“接班人”再到中学课堂里教书的感觉一样：一则是差不多；二则是再不想“昨日重现”。
高先生是汪曾祺小说《徙》中的片段。要谈理想中的语文教师和课堂，现实的好例子真是想不起来，倒是对这“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高先生式的国文教学”神往不已，权且为例。
然而，汪曾祺笔下的高先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吧。
还是那角
记于2014年，修改于2018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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