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不是电视剧《蜗居》，而是大城市里普遍存在的狭小、局促的居住空间，那些地方容纳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在很多人眼中，这种地方简直是一种邪恶的存在，它把人的尊严压抑到一个空前低的程度，十分可恨。
大城市里有形形色色的“蜗居”，比如工厂宿舍里的上下铺、普通住宅被人为分割后形成很多个狭小独立空间的“群租房”、仅供一人躺卧的胶囊公寓、四面漏风的阁楼，以及开发商建造的一个个鸽子笼般的小户型等等，都让人的尊严难以伸展。
最近看到一个香港版的“蜗居”新闻，一群低收入者居住在被戏称为“棺材房”的隔间里，里面仅仅能容纳一个人曲着身子躺下，几十个人争抢一个马桶和洗漱台，生活状况之恶劣可见一斑。一些好事的记者深入北上广深的“蜗居”里，拍出来一张张惨兮兮的照片，他们展示的是一种凌乱、将就的生活，丝毫搭不上“风雅”的边。
但我看到的却是蜗居的另一面：不可遏制的活力。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一个人离开大城市绝对比他留在这里容易得多，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簇拥在这里，而且甘愿忍受不敢恭维的“蜗居”呢？决然不是他们寻求受虐，而是这里值得他们这么做。一个城市里的蜗居人群越庞大，或许在另一个侧面证明，这个城市的吸引力越强，这个城市的活力越强。
蜗居的人群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纯粹的低收入人群，他们住在这里的原因非常简单：钱不够。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这里挣到的“低收入”又足以打败在老家或其他城市的收入，而住在蜗居里，就是他们要为此付出的代价。
另一种人就很有意思了，他们的收入并不是很低，当然也没迈入高收入阶层。以他们的经济能力，可以选择租住舒适宽敞的房子，但会离市中心很远，每天的通勤时间很长；反之，他们可以选择住在市中心，但必须接受蜗居。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本质上是在拷问他们：时间和空间，哪个更重要？
我充分理解租住在市郊的人，但我会为选择市中心蜗居的人鼓掌。他们具备延迟满足的能力，节省下来的时间足以帮助他们更快成长。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不可扩张的，在越来越快节奏的今天，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宝贵，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时间的焦虑在不断加重，想要学习的知识、想完成的工作太多，而时间总是有限。换言之，我们对于时间的索求是无限的。
与之对应，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却呈“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随着居住空间越来越大，人们提升满足度的难度越来越高，最终会趋近于无法提升。而且，居住空间越小，利用率越高，空间越大，利用率越低。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住市中心的小房子相较于远郊的大房子，一方面节省下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另一方面更高效率地利用了居住空间。
近几年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人正在变得越来越“轻量化”，越来越多原本纯属个人的事物被“外包”，各种外卖、健身房和休闲场所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我们呆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并且在家里进行的活动也在减少。
还有一个不知不觉出现的情形是：人们越来越少邀请朋友来自己家里做客，取而代之的是去各种商业综合体碰面、吃饭、娱乐。这不仅仅是城市里人们的居住空间有限，更大的原因是公共空间可以提供比在家里精彩得多的体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蜗居里的人们其实没有外人想象中的那么惨，他们大多数只把那里当作一个睡觉的空间而已。
蜗居是什么？蜗居既是一种对生活现状的妥协，也是一种自由选择后甘愿承受的代价。它是年轻的奋斗者们节省时间的法宝，是成千上万低收入者继续留在城市里、吸纳城市的滋养所依赖的栖身之所。
很多蜗居者的生活早已深度嵌入城市里，他们把图书馆当书房，把楼下的咖啡馆当客厅，把海滨公园当后花园，把触手可及的饭馆当厨房，他们把的“家”的定义赋予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关系上，而非仅仅某处固定资产。他们是现代丛林里的猎人，轻装上阵，在城市里自由穿梭，追逐他们的各种“小目标”。
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的片尾，是梁朝伟扮演的一个蜗居者的独角戏。他住在逼仄不堪的小阁楼里，周围的东西看来都摇摇欲坠，但他丝毫不以为意。他并不是赤贫者，而是把主要的钱花在了精美的服饰和与美女们周旋上，屋子里脏乱差如垃圾堆，他却一丝不苟地整理自己的发型。因为对于他而言，蜗居是满足他某方面需求的东西，而不是吞噬他时间和精力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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