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谢依《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苏东坡传》17朝堂上的风起云涌04王安石变法
时光如流水，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快到了，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去买彩灯。这其实是神宗的意思，他想元宵节时在宫里为皇后和太后布置一场灯会，但等负责采买的人把元宵节灯的单价和总计汇报上来之时，神宗有些惊讶： “怎么会要这么多钱?”
“皇上明鉴，每年的元宵节灯都不便宜。而且宫中所要之物，肯定是要最好的，再加上宫室众多，那么所需要的花费必然不少。”来奏报的人如实回答。
几日之后，宫中传来旨意，要求压低收购价格采买灯具。旨意一出，民间哗然，谁也没有想到一朝天子居然会与民争食。很多贫民就是靠着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制灯售卖，才能积攒少许钱粮，为来年的春耕留出些余钱。可朝廷要压低价格收购，那么不仅制灯的成本收不回，还要倒贴上人工和时间。一时之间，民怨沸腾。但身处深宫中的神宗并不知晓，神宗还以为百姓非常荣幸，都为自己所制的灯能被宫中选中而自豪。
苏轼向神宗进言说： “皇上难道会把元宵观灯作为快乐吗? 其实这不过是想侍奉皇后和太后，讨她们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心，百姓是不会知道的。以低价从他们手中买灯，他们会认为皇上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去夺取他们赖以为生的根本，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情却很大，请皇上收回成命。”
神宗听从了苏轼的话，最后下诏取消了。但这并不能代表什么，因为王安石比苏轼更懂神宗的心。很快，全面的整肃行动开始了。
王安石老江湖了，当然比苏轼这个政坛青瓜更会揣测圣意。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开始全面整肃御史。为何王安石要把目标瞄向御史，这是因为在整个北宋的官场结构中，御史归于监察机构。但是在王安石眼里，御史却是一个不听话的官职。于是他一边加大新政推行的力度，大力提拔那些推行新政最得力的官吏，而对那些推行不力的官员有的免职，有的贬谪，防止那些百般反对新政的言论不小心钻入神宗的耳朵里。
比如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强制性要求农民在春耕前就向政府借贷，等到秋收交完纳粮之后，偿还本金和利息。更为严苛的是，新政规定，所有的农民必须向政府借贷，不允许不借。虽然王安石推行这一新政的本意是为了保障所有人都有钱购买种苗和种子，保障播种率。但是到下面的实际操作时却变了味道。在农民看来，官家逼着他们借贷，就是为了赚取那份利息。农民纳完粮之后还要还钱，这样充实国库的方法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最终是民不聊生。
面对这一切，御史有权利向皇上直接进言。但王安石担心的却是，新政本身就受到很多非议。于是王安石刻意制造了新政大受欢迎的局面，天下喜乐无一处不丰足的假象。王安石极力让神宗相信新政的好处是长远性的，必然会让朝廷气象为之一新，实现富强。那边又让神宗以为一切改革都是有阻力的，把所有反对新政的人都归为为私人利益而阻拦新政实施的守旧党。为此，他首要的任务自然就是整肃御史台了。
很快，反对新政的官员一个个被罢官或者被远调，朝廷所剩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王安石的亲信与支持者。苏轼本来还算安全，王安石并没有要对付他的意思。可苏轼面对新政给百姓带来的痛楚，无法坐视不理，向皇帝呈上了“上皇帝书”,洋洋洒洒九千字，力述新法的不利。
苏轼真的是为国为民，且没有什么私心，可惜根基太浅了，得罪了王安石这样的头部官员，可想而知他的遭遇。
苏轼因此被王安石视为异己： “竖子小儿，眼光短浅，知道些什么仁义道德就如此武断。朝廷若都是这样的官员，积弊如何除，大宋如何立国?”
王安石认为自己的新政正是解决矛盾的方法，虽然新法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祸患。而神宗只看见国库空虚和积弊，只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青史留名，能带领宋朝走向富強。而王安石的这些观点切合了神宗的心理，也因此得到了神宗的信赖。
确实宋朝积弊很多，但是要彻底改变局面需要实力和狠劲必备的有大格局的人，王安石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历史自有答案。
在王安石当政之初，元老重臣的确是非常看重他。王安石起初还声望极高，备受推崇，但他当政后不久，声名便急转而下。
有一天御史中臣吕晦与司马光一同面圣时，两人走在路上，吕晦突然向司马光展示了自己所写的对王安石的彈劾表，说： “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司马光正在观看远处的风景，忽然听见这几句话，不由得惊讶： “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正是他深得人望之时，即使弹劾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呂晦不为所动，依然把弹劾表递了上去，果然没多久他就被革职了。自吕晦之后，王安石排除异己的心思由暗转明，整个北宋官场开始溃败。
没过多久，苏轼的弟弟苏辙也遭到了流放。苏轼明白弟弟的性情，以弟弟知百姓、守节操的为官作风，势必会反对王安石脱离实际的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条政策一个是朝廷逼着百姓向自己借钱耕种，秋收时百姓纳完税根本无力还款；一个是朝廷把所有商业都控制起来，大小商户都要入朝廷的商会，买卖全归朝廷管，与民争食还要收取管理费。如此新政如何不激起民愤?
御史台官员个个怒争上谏，却一个个招来祸患。北宋稍有道义之心的大臣良吏纷纷上书反映百姓实情，都被王安石一力压下。他派亲信编派谎言，伪造民情。
宋神宗听信了王安石的辩解，把所有反对新政的人都视作尧舜时期的“四凶”，一律革职，轻者流放，重者杀头。那些深孚民望的重臣大儒，则主动或者被逼告老还乡。
关于王安石变法，历史书上有辩证看法，不过结果就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什么。王安石算是权倾一世，过足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瘾。苏轼和苏辙当时官职不高，反对正当红的王安石，肯定无法摆脱被罢免流放的命运。我个人认为，王安石是从上层角度开始的变革，而不是老百姓，而苏轼和苏辙或其他官员可能从下面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两方注定有矛盾，最后就得看站在上面的皇帝怎么想了。而揣测圣意这是个自古以来政坛技术活儿，显然王安石更精通，苏轼的品性来说应该很难做到。
至于王安石为人到底怎样？本书说得是否有失偏颇，我没有深究过，也不发表观点，去查了些资料，王安石这个人算是毁誉参半。
--时与猫璞读书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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