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政山西
洪武七年五月底，祖阐、克勤一行僧人外交团，飘泊海外整整两年，历尽千辛万苦，最终顺利完成出使日本的任务。明太祖朱元璋尤其对无逸克勤睿智果敢的办事风格深为赞许，龙心大悦，不但对他进行了赏赐，并且还传旨令克勤的父亲即时为其还俗，恢复俗家姓名华克勤，以为朝廷效力。一时间，京城里都在传说着这位杭州僧人赴日的壮举。
现在，克勤变成了华克勤。想想自己在异国他乡两年多，音讯不通，生死不明，家里的亲人肯定还在惦记着自己的安危。于是，他向皇帝说明了原委，希望能恩准自己回乡探亲，皇帝当即准奏。
此时的克勤圣眷正隆，誉满京城。听说他即将离京回乡省亲，朝中士大夫相约为其饯行，赋诗以送。众人公推大学士宋濂作序，于是便有《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力赞其出使日本期间“言论慷慨，已足落倭奴之胆”，“若使施之有政，大纲小纪粲然有序，他日将与皋夔、稷呙比肩”，其果敢干练的办事能力如果用于治国治世，必将成为一代能臣干吏，造福一方。宋濂还特别提到了圣旨中要华克勤之父为其还俗的事情，“无逸尊公，秪奉玺书，当诲之以父子君臣之懿”，接到圣旨之后，您的父亲将会把还俗之后的君臣父子之道传授于您。
转眼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洪武八年（1375）的三月，吏部成立考功监（设令一人，丞两人），专门负责官员的业绩考核。当年六月，其中一位考功监丞外调到河南当布政使，诏以华克勤补任。对于这件事，明代管时敏有《灵鹫僧勤无逸奉使日本回授官闻欲见举寄之》送给克勤，中有“贾岛文章终释褐，曹溪弟子孰传衣，白云出岫无心处，老我沧江理钓矶”之句，赞其为僧为俗，为民为官，不求无求，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图片来源于陈小法《洪武五年明僧赴日求取天台经典研究之纵横》）
在朝为官期间，华克勤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师门杭州集庆教寺，屡次请大学士宋濂为自己的师父原璞法师撰写塔铭，直到后来出为山西布政使要离开金陵时，他还再次向宋濂提起这事。后来，他的师兄一印将原璞法师的著论结集成书请宋濂作序时，宋濂立马提笔写就了《杭州集庆教寺原璞法师璋公圆冢碑铭》。在这篇洋洋洒洒近两千字的文章中，宋濂首先回顾了克勤的多次恳请叮嘱，历数其师住持栖真、旌德、集庆三寺弘扬天台之学以及协助在金陵天界寺成立善世院的经过。其后如惺作《大明高僧传》，有“原璞法师士璋”传，其文就摘自宋濂的这篇碑铭。
洪武九年（1376）六月，华克勤到吏部考功监走马上任，因为工作出色，很快在两个月后就升任考功监令。到了九月底，又由考功监令调任山西布政使，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次大的转折。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开挂”般地完成了由考功监丞（六品）、考功监令（五品）到布政使（从二品）的“三级跳”，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简直就是“坐火箭”了。
在《山西通志》的记载里，华克勤是山西“左布政使”，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做一个澄清。明初设官，省一级最早是沿袭元朝的行省制度，省长叫参政。到了洪武九年六月，才改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布政使（省长）一人，下有左右参政（副省长）二人。布政使分左、右，是洪武十四年才开始的，相当于有两个省长，而且并不明确规定谁正谁副，但左布政使管着大印，被认为是最有实权的。从时间上来看，华克勤当时被任命的是山西布政使没错，而且在朱元璋给他的谕旨中，均以“山西布政使华克勤”称之。《山西通志》是清朝编的，所以才会以这个官职的最后名称来称呼他。
现在来看看他要去履职的山西省。洪武初，山西大同府与北边的蒙古元朝残余势力接壤，处在战争的前沿，雁门关外，蒙古骑兵不时南下。山西内部也并不稳定，如山西太原府，元朝宗室的四大王从洪武三年开始就纠集几百人啸聚山林，明军多年征剿都没有成功。
虽然在此之前，明朝已经对蒙元进行过第二次北伐，但并没有取得成效，山西这个地方仍旧时时处在蒙元的威胁之下。前几任山西省长都是前脚走后脚来，走马灯似的轮换，没人能待在这里超过两年。朱元璋在这个时候派华克勤前往山西，真可谓是对他寄予厚望，而对华克勤来说，这是一个机遇，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于是，刚刚于六月（就是华克勤当上考功监丞的那个月）才成立的山西承宣布政使司，迎来了华克勤这位首任布政使。说他是首任是有根据的，在《山西通志》的明代“职官”里，华克勤排在第一位。
兴冲冲地来到山西的华克勤，很快就发现山西的吏治非常复杂。自洪武二年四月山西建行省以来，七年间换了10次省长，在省长位置上干得最长的是两年，最短的两位只干了一个月。上有军民关系要处理，下有庸官恶吏要整治，太原府繁峙县主簿虞文采就曾向朱元璋举报“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官场之乱，远远超出自己的想像。
攘外必先安内，华克勤先从治官吏下手。对于那些虚报、伪造帐目欺瞒上官的文书、主簿，将其事向朝廷奏报，朝廷派纪检部门进行考察，果然都是有前科的，着令发配到边卫屯所进行劳动改造。看他们改造得差不多了，华克勤又怜惜乱世之中人才难得，把他们召回来重新工作。对那些旧疾复发者，则按律惩治，决不姑息。各级官吏，如有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也一一禀明朝廷定罪。
“相思何处异云泥，石上猿声马上鸡，今夜煮茶泉畔梦，随风直到太行西”，这首《寄勤无逸》是灵隐寺住持守仁一初所写，以表达对远在山西的克勤的故人之思。在山西为官期间，克勤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僧人身份，时常和僧中道友鸿雁频传，讨论佛法修行。佛门广大，以慈悲为怀，对于朝廷真要是下旨诛杀的那些罪大恶极者，他又于心不忍，背地里采用“拖”字诀，想着给这些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于这种纠结，在朱元璋给他的谕旨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洪武十年（1377）的五月、六月，朱元璋两次催促他将名单中的恶吏“于市曹中典刑，毋得犹豫不决”。同时再次提醒他，作为山西承宣布政司的长官，顾名思义，你的责任就是要“承”朕命，“宣”教化、“布”威德。你要把“宣”和“布”这两件事做好，对于善良之辈要悉心教化，而对于欺虐老百姓的怙恶不改之徒，就应该象佛菩萨一样，现大威德金刚之相以惩治之，决不能手软。
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之后，山西的吏治逐渐好转，社会政治局面也得到了控制，赢得了民心。
明初各省实行的是行政、司法和军事三权分立的制度。边患未定，当然以军事为主。为了搞好与军队的关系，华克勤极力为戍边士兵谋取福利。
当时，驻守山西大同蔚州（今河北省蔚县）、朔州等地明军士兵的战衣战袍，都是统一摊派给当地老百姓去缝制，结果交回来之后，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太宽大，有的又太小，只好又退回去重做。一来二去，不但费时费力，而且影响到军队的战备。
华克勤于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向朝廷奏明这种情况，“大同、蔚、朔诸州岁造军士战袄，俱令民间缝制散给，军士长短不称，往往又令改制，徒费工力”。他向皇帝提出建议，“乞令每衣一件定所用布缕等物若干，给军士自制为便”。就是做一件战衣要多少面料，定出一个标准来，把原料分发给士兵，由他们自己去缝制，就能很好地解决尺寸不合的问题。朱元璋当即依言批准了他的奏折，还下旨把这个办法推广到陕西、北平、辽东等抗元前线。
对于在太原静乐岢岚山中聚众作乱的元四大王等匪众，华克勤认为，其党徒大部分都是附近乡民，有些还是被胁迫的老百姓，如果强攻，势必令对方负隅顽抗，徒增人命伤亡，同时也会伤及无辜。如果采取坚避清野的方针，时间越长，思乡思家之情越来越浓烈的追随者数量自然就会不断减少，可以达到不攻自破的目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洪武二十一年，党徒星散的四大王最终成了光杆司令，只好出山投降。
洪武十四年（1381），已经六十岁的华克勤从山西布政使的位置上致仕，接替他职位的，是之前在考功监的同事赵信。
对于华克勤这个人的评价，当时有人攻击他以僧人还俗出仕，被朱元璋“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现代也有人将其归为朱元璋的特务组织中的一员。关于这种说法，笔者以为跟华克勤的工作有关，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吏部（国家人事部）考功监，官员的升迁贬谪，都必须过考功监的复核审查。比如说，一名武将要封候，他需要把打个报告到兵部，兵部盖了章转到吏部，吏部考功监拿着他的报告和材料进行验证，不清楚的地方还要找他的上司、同事、乡邻乃至七大姑八大姨去了解核实情况，这也许就是被骂成特务的主要原因吧。而在山西的任上，作为一省之长，考查下级官吏并上报朝廷，那原是他的本份，就更不存在特务之说。
对于他主政山西整整五年期间的功过是非，清朝编写的《山西通志》用了“有政声，屡蒙勅奖谕”这八个字，说他在当地深得民心，颇有官声，多次被朝廷下旨褒奖，这应该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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