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从清末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封疆大吏凭借一己之力匡扶国运，到谭嗣同、杨度等维新党人以青年热血点燃华夏，再到黄兴、蔡元培引领浩浩荡荡的辛亥革命，颠覆封建王朝，毫不夸张的说，半部中国近代史几乎是由湘人写就。这个位居中国内陆的省份缘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士大夫们，在近代西方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又该何去何从？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其最早的形态是由各氏族部落组成，后来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秦汉以后，湖湘文化逐渐转型，向当时的中原文明靠拢。在经历了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漫长的磨合之后，两宋时期的湖湘文化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两宋之际，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完成南移，湖湘学者借此机会，通过吸收、消化佛教文化，构建了一个以儒家价值体系为主体，兼容佛、道文化的理学思想体系。被尊为“理学开山”、“道学宗主”的周敦颐便来自湖南道县，其代表作《太极图说》、《通书》完成了理学思想中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被推为“北宋五子”之首。
如果说宋明时期完成的理学体系，是儒家士大夫们在面对佛教文化时的一种文化自觉，那么到了晚清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与资本一同涌入中国时，在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面前，湖湘士人们则被迫做出改变。他们在亲身体验工业社会所带来的震撼之后，以巨大的爱国热情与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寻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开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建之先河。
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
晚清道光年间以降，正值盛年的西方文明一头撞入古老中国的大门，用舰船利炮与民主科学给深陷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中国人上了生动的一课。清醒的湖湘士大夫们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优势，他们希望学习、引进西方近代文明中的器物，以此为中国传统政治保驾护航。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士大夫们并没有盲目崇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将学习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的普遍性重建结合起来，为中国文化探索出新的道路。
曾国藩与魏源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曾国藩积极倡导和引进西方近代军事工业，选派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科技知识：“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争、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与此同时，他又要求留学生应“肆习而学，仍兼讲中学”，仍肯定了儒家经典的重要性。魏源在其编写的《海国图志》中极力赞美了欧美议会政治与科技、军事的发达，同时他也不忘在序言中提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继曾国藩、魏源之后，维新党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主张从器物、制度到思想各个方面推动中国近代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谭嗣同对封建纲常名教与君主专制做了严厉批判，但他的批判并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与之相反，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一书中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而兼容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近代文化体系，即“新仁学体系”。谭嗣同认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包含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观念，西方民主政治正是对“唐虞揖让之风”的再现。
在辛亥革命后，进一步将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型与主体性重建结合起来的，是长沙著名学者、教育家杨昌济。杨昌济年少时受教于岳麓书院，长大后又前往日本、英国留学，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杨昌济的思想中既有对民族主体性文化的重视，又有开放的文化眼光。他认为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应学习其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去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财富：“且夫学问非必悉求之于他国也。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
二、理学思想与民风民俗
崇尚实学，提倡经世致用，治学和实践相结合是湖湘文化与其他区域性文化显著的差别之一。“深山大泽，实产龙蛇”，湖南冬寒夏热，春秋变化无常，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被认为蛮荒之地，以致于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自视为流放含恨而死。艰苦的自然环境锻炼了人们坚强勇毅的性格，也形成了当地文化中所特有的血气方刚与坚忍不拔。与此同时，从宋代开始所形成的“儒学地域化”又为湖湘文化带去了理学的和风，“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正是这份霸气与从容，共同构成了湖湘文化中难以磨灭的灵魂。
曾国藩在谈论修身时曾用到“血诚”与“明强”，这其中“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对于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之地的刚烈与倔强。正是这种传统理学与至诚民风的融合，才塑造了一批批卓越的湖湘士人。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谭嗣同、黄兴，这种精神一脉相承。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既能看到一个学者的温润修养，又能感受到那腔熊熊燃烧的热血。风雷滚滚，大厦将倾，以匹夫之身而担天下之责，正是湖湘士人们的坚守与执着。
谭嗣同对于南宋永嘉事功之学十分推崇，这种由经世致用思想转化而来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代表了维新变法时期湖湘文化的新成就。“来书盛称永嘉，以为可资经世，善哉言乎！……极言空谈道德性命无补于事，而以崇功利为天下倡。……今之时势，不变法则必步宋之后尘，故嗣同于来书之盛称永嘉，深为叹服，亦见足下与我同心也。”
辛亥元老，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将辛亥革命爆发的目的归结于两点：“救亡”与“图强”。“在昔清政不纲，邦如危卵，国人奋起，因有辛亥之役。虽曰排满，实乃图存。”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救亡”的最后关头，亦是“图强”的第一步。在接受革命思想的新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湘人组成。五十年前，为保家园平安，他们的先辈走上了抗击太平军的战场，五十年后，为了国家的命运，他们将枪口调转，颠覆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三、大同社会与民主政治
晚清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要坚持传统拒绝近代化转型，还是全面引进西方文化而实现近代化？近邻日本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全盘西化即是对五千年文化的彻底背离，而固守传统则更易遭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场两难的抉择中，湖湘士人运用其政治智慧，将中国古代“大同社会”与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相结合，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儒家理论体系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即“大同”与“小康”。大同社会是孔子所述的尧舜禹时代，是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举能”、“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学者们往往称其为“大道之行”，代表着儒家最高社会理想。而讲究实际的儒家学者们知道，“三代之世”的文化观念难以实现，便转而去追求“小康”社会。《礼记·礼运》有言：“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贷、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妻，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已……是谓小康。”
湖湘士人们敏锐的关注到了“大同社会”与西方政治文明的相似之处，从而为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扫清了理论障碍。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湖南湘阴人郭嵩焘在深入了解西洋文化之后，对为其“政教风俗”所折服。“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以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仍似以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郭嵩焘的观点代表着洋务派刚刚接触西方文明时的想法，只是模糊的触及到了大同社会与西方民主政治这一论题的边缘，故而用“有道”和“无道”作为区分。维新变法时期的谭嗣同则是直截了当的声明：大同社会即西方文明。“地球之治也，以天下而无国也……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唱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
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士人们，凭借其真挚的爱国情怀与经世致用的学术信念，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推向全国，在风雷激荡的岁月中引领着中国一步步走出深渊。他们相信，中国文化具有西方文明所不具备的精神内核，并在两者之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开启了中国文化主体型重建与近代化转型的双重建构。时至今日，湖湘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血诚”、“明强”等观念仍旧适用，成为塑造国人刚健性格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朱汉民《湖湘文化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J].湖南社会科学，2014
[2]刘玲、米华《湖湘文化研究综述》[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
[3]户华为《湖湘文化及其特征与历史定位》[J].湘潭大学学报，2005
[4]周秋光《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演变》[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
[5]肖高华《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D].中南大学，2004
[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
[7]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