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贾伟文就向我表白了。他比我大5岁，是和我同批进入学校的同事。其实我和他并不熟，只停留在表面上的接触和打招呼上。那时，学校里同时喜欢我的同事，有三个，但刚开始我都拒绝了。我来Z市之前，还抱着一个不太好的想法：万一我还像大学那样的状态，我就只坚持三年，三年后三个弟弟都大学毕业，我就可以解脱了。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状态会如何，所以我不想连累别人，况且我的家庭负担很重，对方也不一定乐意与我共同承担。但贾伟文反复找我，后来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还有三个弟弟在上学，我必须供他们，我不想拖累人，所以你不要再找我了”。当时他立刻表示“就因为你这么有责任心，我更加喜欢你。供你弟弟是应该的，我还可以帮忙。我愿携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知为什么，真的是这段话打动了我。于是，我接受了他，答应做他的女朋友，尽管还有些犹豫和害怕。
客观地说，当时，贾伟文应该是真心喜欢那时的我的。他会给我送花、送巧克力，有时还亲自下厨做饭然后带到学校给我吃，有时我们晚上会一起去海边散步，周末还曾经一起去爬山、去某个海岛玩，但不知为什么，我跟他走在一起时却无法完全安心和放松。总之，我们还是有过一段十分短暂的美好时光，尽管我无法很放松地跟他相处，但从表面上，我不得不承认他还是关心我、想对我好的，而那时的我也是很渴望别人的关心。就这样，我们的关系不冷不热地持续着，同事也都知道我们在“谈恋爱”（其实我都不知道那算不算吧）。第一年工作特别忙，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相处，所以，彼此都不够了解对方，都是比较客气的，而他对我的了解，远远不如林涛对我的了解多。而且，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对男人又有一定的恐惧心（因为大学那件事），所以，我们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仅仅停留在看到彼此的好的地方的层面上。
错就错在，在还没足够了解的情况下，我们登记了结婚。那是2010年10月时的事。我从小没有安全感，家庭也不温暖，特别是我爷爷去世后。所以，我内心一直期待有一个全新的家庭，可以给我温暖和安全感。因此，在贾伟文提出结婚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他，当然也并不讨厌，我想要的只是一个家的感觉而已。或许就是因为这种需要，让我那么快和他结婚吧。而登记结婚才一个月左右，我就第一次被送进医院的精神科住院了。登记结婚时，我在学校没跟任何人说过，因为当时他说暂时不要跟同事讲，我答应了，包括级长也不知道，她只知道我们在谈朋友而已。那时级长是对我挺好的，但她看起来很凶，我真的很怕她，躲她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主动跟她聊这些呢？直到后来我出事后，级长跟我说过“如果你当时告诉我——你要和他登记结婚，我会反对的，至少我会建议你慎重考虑，因为我觉得你们不合适”。可惜，没有如果。
可能受到大二那件事的影响，登记结婚后，我心里就有些慌乱，但还不至于怎样。由于结婚了，要考虑房子的事，就涉及到钱的问题，我们刚开始就是因为钱的问题闹矛盾的。才登记结婚不久，贾伟文就反悔了，反对我给弟弟们负担所有费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来，有时说给一半，有时说给三分之一，有时又说让他们自己贷款，反正他就是提了很多次。他提第一次，我原谅了，并告诉他，这是我的底线。我可以不在乎他没钱没房，可以不在乎我们没有婚礼，可以不在乎他没给我买什么首饰，可以不在乎没有拍婚纱照——这些他通通都没给我，但我都没意见，我不是很注重物质的人。可是，他总是提这件事，态度跟结婚前相差一万八千里，我当时心里就特别失望、失落，觉得我被他骗了。
另一方面，在2009年底，春节前夕，就是我们“谈恋爱”没多久的时候，我就带贾伟文去我老家。我的意思是：趁着我们之间还没多少感情，给奶奶和妈妈看看，如果奶奶和妈妈不同意，我也就不继续了，因为她们之前提过尽量不要找外省人（当地有点排外），而他就是外省的。结果，妈妈说只要我没意见就行了。而他，在我家人面前又显得特别体贴我，奶奶本来是反对的，但看着他那样的表现，就误以为我和他的感情已经很深，也不再说什么。就这样，我的家人默认了我与他之间的交往。其实，这还是应该怪我没有及时跟家人沟通好，没有主动说明我的实际想法，才导致了这样的误会。
出于自动吧，我把我家的基本情况都告诉贾伟文了，包括窘迫的经济情况，也包括我跟父母之间在感情上的淡漠。当然，我也问了他的家庭情况，但他骗了我。结婚前，他只告诉我，他家在N省的偏远农村，父母以种田为生，哥哥嫂子和姐姐都在D省做生意。等到登记结婚后，我才知道他家的真实情况。他父母在乡下务农，这点没错，我也不介意。我不会看不起乡下农民，甚至我还想他父母辛苦了一辈子，我以后一定对他们好。他骗我的是他姐姐的工作——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养猪。好吧，这个也跟我没多大关系，毕竟那是他姐的事，但我就有点生气他为什么要骗我。更过分的是，他哥哥家的情况，他也没跟我说明。他哥哥也在养猪，娶了个妻子，两公婆整天赌钱，生了几个孩子都不怎么管，男孩从小是由他爸妈养着，几个女孩也要他爸妈时不时去照顾一下。也就是说，如果我和他结婚了，我们不仅要养他的父母，还很可能连带负责养他哥哥的几个孩子。这样的情况，他怎么能全部隐瞒呢？我一向真诚待人，所以我很恨别人故意骗我，特别是我信任的人。而他，是跟我领了结婚证的人，是那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人，居然这样！我真的特别失望，也很后悔自己太轻信他的话，可是我又不敢跟我家人说这些，真的特别无助，只能一直压抑自己。
总之，登记结婚后，我们还没一起住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都冒出来了，那时我就觉得特别委屈，特别绝望——本以为，结婚，能给我一个温暖的家庭，能给我更多安全感，可是，结果却这样！所以，登记结婚不久，我的心就凉了。我很想离开他，很想结束这一段婚姻，可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又很不想离婚，不想背着这个名。因为在我老家，离婚的人很少很少，大家都觉得闹到离婚的女人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一直委屈自己，压抑自己，强迫自己接受和维持这个婚姻。
我们登记结婚半个多月后，恰好我的三姨父去世了，而我跟三姨父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好的。那天，从电话得知这件事后，我很难过，又想起我爷爷去世的事。我独自在海边呆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很多，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念头——跳下去。而第二天，刚好轮到我们班的学生在校门口值日，由于我精神不好，心情不好，就没跟着去看，结果他们就做得不好，必须重新值日一周。本来，这也没什么，重新就重新。但那天课间，我正在教室，学生处的陈主任就进来了，当着我们班所有学生的面，他大声地责问我：“刘淳阳，你是不是根本就管不住学生啊？你们班的学生值日都不听话的！”若是在分班之前，他讲这些话还算有点道理，因为原来的那个高一1班真的让我心力交瘁。但自从分班后，我接任高二5班这个理科班的班主任，我跟学生之间相处很愉快，虽然大部分是高大的男孩子，但他们平时都很尊重我，也很听我的话，不过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吃软不吃硬”。因此，那时听到陈主任那样说，我就觉得特别委屈，也觉得在学生面前特别没面子，再加上连日来的心情压抑，我感觉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强忍着内部排山倒海的情绪走出教室……
那天的课间操，我就无法去跟班了。依稀记得，我躲在宿舍里吃了很多很多安眠药，躺在床上哭，思维一片混乱，联想起很多事情——家里的种种不开心、大学时的苦苦坚持、工作后日日夜夜的害怕和担忧、婚姻带来的委屈和绝望……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记得，我是在医院里醒过来的，头脑一片混乱不堪，之后的事也想不起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洗胃，只是那个过程我都没意识而已。也就从那天开始，我彻底崩溃了。很多同事都以为我是因为陈主任的一句话、因为受不了批评而想不开，其实，那仅仅是一条导火线，只是大家都习惯于就近原则进行归因，都只看到最表面最显著的那条导火线。我想，如果没有陈主任的那句话，也许我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吧，毕竟学生是我的很强的心理支撑。
我的记忆，就到那天为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意识，所以我接下来写的，是事后我听级长、我妈、贾伟文、还有别的同事说的。据说，周一那天，升旗之前，贾伟文把我强行带到学生处，我精神恍惚、目光呆滞，连级长都不认识。级长马上告诉校长，然后学校派车把我送进市人民医院，诊断为应激性障碍。但我一直挣扎着，不肯配合打针，级长就骗我：“打完针，我就带你去找爷爷”，我信了。在医院打了两天的针，我还是不见好转，而且神志不清，总是乱说话，语言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又一直说要去海里找爷爷这种话，让他们觉得情况比较严重。于是，学校通知我妈过来Z市，并派车将我送到G市三院精神科，级长、黄校长、我妈以及贾伟文都一起去了。级长说，本来她走不开的，但没其他办法，因为我只听她一个人的话。于是，她就连哄带骗，把我骗上了车，又哄进了医院。我跟医生完全无法交流，我妈妈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情况又不太会讲普通话，所以，全都是级长在跟医生沟通。之后，就是办理住院手续，直到那时，级长才知道我已经和贾伟文登记结婚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住院的情形，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很恐怖的一件事——我居然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记忆。所以，我们登记结婚后，还没一起住过，我就先住进医院了。
等到我有记忆的时候，我已经在学校的图书馆上班了。据说，我从医院回来后，数学题根本做不了，害怕面对学生，无法上课，于是级长就让我先在图书馆呆着，看看书。慢慢地，我的记忆恢复了，智力也恢复了一些，但是我必须天天吃药了。又慢慢地，我又可以做课本的题了，接着做练习册，接着做高考题。当我做完一张高考题时，我好开心地跑去找级长，告诉她“我能做题了，我可以上课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回到了课堂，见到了我的学生，还记得见面时学生们不约而同地鼓掌、欢呼的情形。只是，学校再也不让我当班主任了，我成了数学科任老师，一直到现在（2018年）。
虽然，住院和药物，改善了我混乱的思维和糟糕的精神状态，但根本性的问题，其实都还在那里，一点变化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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