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以饮食为证》一章中，从天性使然的饮食之事，初步证明了“知非易行非难”之后，进一步从人为之事展开，以用钱一事，为“行易知难”提供印证。
孙中山先生认为，人生用钱一事，不是先天良能，是后天习尚。衣食住穿、生死祸福悲喜忧乐，无不用钱，无不受制于钱，每个人“日日行之，视为自然，惟知有钱用，则事事如意，左右逢源；无钱用则万般棘手，进退维谷”。形成了金钱万能的观念。
孙先生从钱的“易货物，通有无”古代用途开始，借用西方经济学家金钱“为百货交易之中介和能为百货价格之标准”的二种重要功用，自己独创把钱币定义为“百货之中准”，然后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入手，从社会生产分工，产品出现剩余、以货易货到实物交换中介物的出现，货物交换场所的“日中为市”的产生和固定、中国古代实物交换的中介物最终固定在“金银铜”上形成钱币，到近代机器大生产后钱币衍生发展为纸币、契券等等历史上钱币的产生、使用和发展的历史，追踪溯源，因人文进化导致买卖的发生，从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金钱，而用钱者不知钱之为用，阐明了古今中外“能用钱而不知钱之为用”的道理。
孙先生认为，如果不是综览人文进化历史，详细考证财货源流，就不能知金钱的用途。即使是今日欧美的普通人，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经济学、工商发展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历史的，那么对于金钱的认知，其实跟中国的普通人士一样，仅仅懂得金钱万能而已。而且西方的经济学者也仅仅知道金钱本于货物，只有民生学者才真正懂得金钱的实质价值本于人工，金钱之所以万能，是因为人工，而不是金钱本身。
所以世人只要会用钱就行了，而不需要知道钱的由来理论。这就是“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另一个例证。
孙先生还按照欧美学者把人类生活程度分为需要程度、安适程度、繁华程度三级的理论，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时代：钱币未发生之前为需要时代，人的最大欲求为饱暖，以日中为市为金钱；钱币发生之后，为安适时代，人类的欲望始生，以金钱为金钱；机器发明之后，为繁华时代，始有生产过剩，不患贫而患不均，以契券为金钱，社会形成了以奢侈为利世的谬见。并把当时的中国归入安适时代，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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