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行易之“知行总论”

　知难行易之“知行总论”孙中山先生分别从饮食、用钱、作文三个角度和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七事合为“十证”，立论“知难行易”，进而在《知行总论》一章中，认为古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与阳明“知行合一”的格言，都可从根本上推翻。孙先生认为，如果十证不但在事功上而且在心性上都能证明问题。他进一步举出《孟子》“尽心”章中孟子的原话，孟子在心性上早已经提出“行不著习不察，终身由之却不知其道”了。指出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实际上是勉人为善，“惟以人之上进，必当努力实行，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故勉人以为其难”，““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实是“以难为易，以易为难”。认为“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是一种误解。否则，中国学者同是尊重阳明，却不能救中国之积弱就无法解释。中国之变法不成功的原因，是先求知而后行，而知却永不能得，所以产生了行永无其期的后果。

孙先生进一步指出王阳明学说的缺陷：如果在“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但是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行不通。“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所以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不适合实践科学。中国积弱衰败的原因，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所误。

孙先生把世界人类进化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也。欧美国家因为没有“知易行难”学说的障碍，所以才得到突飞猛进的进步。

相对应的，人也分为三种，一是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二是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三是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这三种人相需为用，铸造了大禹治水、秦皇筑建长城的辉煌。可惜后世之人，被“知之非艰”学说所误，虽有先知先觉者之发明，而后知后觉者每以为知之易而忽略了，不但不为之仿效推行，而且认为理想难行，于是不知不觉者没办法竭力乐成了。所以秦汉以后之事功，无一能和大禹治水与始皇筑长城相持并论了。

孙先生进而提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理论。认为，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中国不缺实行家，缺的是理想家、计划家。中国之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相反却混乱是非、阻碍进化。所以辛亥革命以来，建设事业不能进行的原因是后知后觉者被错误理论所迷误了。否则，如果他们能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不阻挠实行家做事，那么中国的建设前途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