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三章

《道德经》第三章

帛书：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智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

译文：不推举有才干的人，以免人民相争不休；不看重稀有的器物，使人民不致于偷盗；不让人民看见引起欲望的东西，这样，民心也不会被扰乱。因此，“圣人”要治理好天下，就要让人民的头脑简单，填饱他们的肚子，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壮他们的筋骨。使人民永远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只有这样，才会使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作主张。实行“天为”，就没有不能办到的事情，天下才会得以大治。

老子在这里阐述了一个观点：欲望是万恶之源，消除欲望产生的客观环境，适应万物自然发展规律，才是人类发展之道。站在今天科技发展的角度，看这个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人类对科技的无穷欲望，可能是人类被灭亡的根源。

老子当时正处在，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各国统治者，纷纷招贤纳士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致使纷争不断，时局动荡，民心不稳，盗匪猖獗，老子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的策略，用以安抚民心之举措。

由于当时过于推崇贤能志士，致使民心大乱，农不象农，工不象工，商不象商，土地荒废，作坊惨淡，商道不通，一片混乱，都是老子出关前耳闻目睹。争做贤能谋士者数不胜数，收受贿赂，抬高物价，致使货物短缺，民沦为盗。所以老子提出，不举贤，才能熄民争，即便货物短缺，也不要随意抬高物价，以免逼民为盗。官不威民，贵不贱民，贤能助民，没有可争夺攀比之事，民心自然安定。令民众不要有争夺之心，不使用伎俩、手段等心机，一样可以吃的饱，穿得暖。使其没有攀比之心，官为民，民亲官，官民一样，各尽其职，没有贵贱之别，身体强健，男耕女织其乐融融！百姓安居乐业，不为生济四处奔波，不用什么技巧、手段，一样可以风衣足食，就算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不能怎么样，民为国本，民基牢固，再大的风也动摇不了。老子不主张强硬的法度。强制性约束，反而事得其反，理应顺应民心，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要站在百姓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百姓无忧，农耕工做，商通货运，井然有序，天下自然太平！

任用贤才，富国强兵，而后取列国为一统，本是春秋战国时代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向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发展之一大时代特征。对人才的重视、使用乃至研究，成了长达五个半世纪的先秦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先秦时代是诸子的时代、士的时代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由于列国都重视人才的使用，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他们或者纵横捭阖，游说储候，或者著书立说：自由阐发自己的观点。多元的政治格局和动荡、变乱的社会现实，为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提供了最广阔的历史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大变革中产生的种种弊端，特别是苛重的租税和劳役、频繁的战事所造成的经济凋敞和艰辛的民生，以及统治者的伪善、贪婪、残暴不仁等，都给诸子们以反思。他们希望从理论上来探究其原因，提出科学的治国理政的方略。

老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纯真的。而种种人类丑恶行为，是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制度造成人性扭曲的结果。由此 ，老子坚持去伪去真，保留人性善美而契合自然之道的东西。摒弃所有能引起人的贪欲的东西，尤其是当时流行的推崇贤能的风尚，更被他认为是最易产生罪恶的深渊。出于对自然法则的深刻悟解，老子把适应于“道”的运动，看作是人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以及道德准则都应该遵循的最高准则。具体体现在他政治思想中：即是他的“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所谓“无为之治”并不是无所为，而是强调人的社会行为要顺应自然，适应于“道”的运动。具体地讲，就是要求统治者给老百姓宽松自由的生活和生产的环境，不强作干预，以顺应自然。老百姓在这种怡然自得的生活环境里，无苛政之苦，无重税之忧，自然会感到这种政策的好处，从而达到了“不言之教”的教化作用。又如今天，物质被极大的丰富了，而我们却面临着巨大的食品安全问题。房子是用来住的，在古代房子可能是一个极普通的问题，可今天望着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却找不到我的安身之处！

在老子看来，高明的当政者和领导者应懂得自然之道，顺应人的天性，让下属和百姓各尽其能，各守其职，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而切忌用过多的条规制度来行强制性约束，否则会适得其反。也就是说，最好的政策应该是“清静无为”的政策，不要左一个运动，右一个政策，搞得民众无所适从。要让一个国家、一个社安定大治，就像对待井水一样，搅动得越凶，残渣败叶就越是泛起，水就越是混浊，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放什么漂白粉之类的，而是停止施加外力，让它自己慢慢平静下来，这样井水就会自然清静了。“无为而治乃大治”，这是老子“无为”论给后人的启示。

                                2019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