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现代性的成就与弊病已经有相当充分的呈现，韦伯的著作清晰地展示了人类在一个新的世纪面临的困境。此外，19世纪中后期以来，德国的理论家们主要面临的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现代国家，韦伯极其关心德国命运，并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现实政治活动。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等。
贯穿其一生所思考的中心问题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表现形式及后果，韦伯在该问题上的贡献使该问题被称为“韦伯命题”。
韦伯提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无涉”，然而其始终关注价值问题，其研究内在地指向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理解。此外，韦伯重视理想类型的构建，其所概括的卡里斯马型、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界定，都是其理想类型构建的典范。
韦伯界定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理性化地追求利益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企业要进行成本和利益的精确核算。区别于其他地区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政治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具有高度可预期性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作为保障，现代国家所提供的理性行政管理及法律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近代早期民族国家的竞争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韦伯在东西方比较的视野中描述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的特殊背景。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中世纪的社会政治秩序依靠无数种契约来维系；而传统的中国为家产制国家，国家权力的运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使得投资无以得到预期的回报，同时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又很难渗透到地方。社会结构与法律制度的不同，是西方资本主义命运殊异的重要原因。
在韦伯理论体系里，一种新的制度最初产生，具有偶然性，韦伯用“感化”和“移情”来描述新制度的产生。感化是指某个伟大的人突然觉醒，并将他对好的秩序的理解付诸实践，制度、惯例和法律实际上是卡里斯马式权威的例行化。移情是在缺乏先知式人物的情况下，借鉴他人创设自己的制度，以适应外部环境。制度的起源与演化需要从宗教层面去理解。韦伯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对合法性的追求，人的行动需要理由和依据，这种依据就是广义的宗教。宗教在个人和超越价值之间建立联系，是人类使现实秩序理性化的动力。
判断一个宗教的理性化程度，其一是这个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其二是这个宗教将上帝与世间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个宗教本身与伦理世界的关系统一起来的程度。
新教徒的天职观和禁欲主义造就了一种特别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它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动力。
韦伯对现代性持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充分理解现代性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展开就是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不断地趋于理性化的过程。一个完全理性化的现代世界，也是失去魔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生的意义成了问题。韦伯注意到公司制与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具有技术优势的社会制度，其实质在于把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彻底分开，实现一种便于控制调度、不受个人好恶影响的非人格化的、高效的组织与管理，它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在制度上的最好体现。但这样一来，本应为人服务的组织反过来成了人的统治者，个人的理想与人生意义皆无从谈起。
韦伯对官僚制的关注一方面源于他对于现代社会理性化本质的理解，另一方面则由于德国官僚制极其发达，但官僚制下无法产生伟大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因此他呼唤伟大的政治家，其政治理论也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精英民主论，即主张人民通过投票来选择政治家。韦伯用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概念定义理想的政治家。一个人按纯粹的信念指导自己的行为，毫不动摇地去追求和实现，即是信念伦理；在政治行动中充分考虑行动的后果，即是责任伦理。理想的政治家应能把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很好的结合起来。同时具有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
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上，韦伯继承了近代早期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看法，认为政治家需要准备面对道德上的两难，必要时要做出决断的武力抗恶，在考虑社会经济政策时，要着眼于本民族的繁荣强大。（不要同情心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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