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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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当年小学四年级毕业，为改变命运，跋山涉水到了北京。在别人的资助下，成为北大的一名旁听生。无奈造化弄人，虽勤奋刻苦，却名落孙山。

在心灰意冷走投无路的境况下，他鼓起十二分的勇气给那些他曾经听过课的老师写信，以求指点迷津。终于，在一个狂风肆虐的冬日黄昏，当沈从文披着被子，怀着极度失望的心情，在那间又冷又暗的寓所，用满是脓包的手伏案写作时，一个人推门而入。这个人，就是刚回国不久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

郁达夫是循着信封上的地址找来的。我想当时沈从文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郁达夫的到来，至少像一束阳光，让这间逼仄的房间顿时温暖和亮堂了起来。当晚，郁达夫请沈从文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那顿饭花了两元七角钱。然后，郁达夫把口袋里剩的两元三角钱都塞给了沈从文，鼓励他继续努力。后来，也正是在郁达夫的推荐下，沈从文的作品在新月社的刊物上发表，并获得越来越高的声誉。而这个时期的郁达夫，每个月拿到手的钱也就三十三四元，除去吸烟喝酒，仅剩十几元。沈从文每次向别人讲起这顿饭，总是满眼泪光。

李叔同和丰子恺更是一段佳话。“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李叔同，在音乐美术话剧文学方面都造诣很深。丰子恺很荣幸的成为他的学生，并在老师的引导下走上了绘画之路。但李叔同在绚烂至极归于平淡，选择了出家为僧，取名弘一法师。丰子恺经常去寺庙拜望老师，依然聆听老师教诲。丰子恺在李叔同50岁的时候，画了50幅画，作为生日贺礼。李叔同甚是喜欢，每一幅画都写上精辟之语。这就是《护生画集》。丰子恺决定在老师60岁的时候，作60幅画，70岁的时候做70幅画……一直到老师100岁。文革期间，丰子恺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遭受极大的磨难，但他仍然坚持在老师生日那天作了100幅画。我想，大抵是老师的精神影响了学生的风骨，于无声处，在老师精神的感召下，成就了一番伟业。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臧克家和闻一多两位大师身上。当年，只读过私塾的臧克家怀着惴惴的心情报考国立青岛大学，在考卷上写了一首小诗——《杂感》：“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当作幻光，谁就沉入无底的苦海。”闻一多阅卷时很欣赏该诗，给了98分。可臧克家的数学成绩是0分。当时很多人反对录取臧克家，可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力排众议，最终录取了臧克家。他说：“此人若不录取，中国将缺少一位诗人。”而当时的闻一多，自身正处于青岛大学权利斗争的漩涡中。正是因为这个伯乐，臧克家在大学的第二年就出版了个人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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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是木心的一首诗。今天有这么多人去关注和了解木心，与陈丹青密不可分。旅居海外的陈丹青，和木心亦师亦友。几乎每周，他们的文艺沙龙，大家席地而坐，听木心讲天文地理，上下历史，人情世故。陈丹青听得津津有味，并且把木心所讲内容几乎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木心让陈丹青在孤寂的年月更加了解自身的价值，更加彻悟生命的内涵。晚年的木心，形单影只，孤苦伶仃，陈丹青像对待父母一样照顾他。

我总在想，这些人所生活的时代，也许是社会最黑暗，物质最匮乏，生活最困苦的时代，但他们何以保持自己的追求而不变？那些为人师者，他们又何以忘却了自我的窘境而甘为人梯？人之一生，真正的魅力大抵如此，“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用自己最朴素的人格给自己和后人塑一座精神的丰碑。他们身上的君子之风，闪烁着智慧和勇气的光华，给我们注入清凉的思想之泉。如高山流水一般，纯洁着世风，涤荡着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