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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可不是一个好词，在中国古代，不小心背上“浪子”的名声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那可是会对将来的前程产生大大的坏影响的，比如晚唐诗人温庭筠、宋初词人柳永就是例子，所以，难得有人愿做“浪子”。但就有那么一个人，自己说自己是“浪子”，而且是“浪子班头”，也就是说是“浪子中的浪子”，是“超级浪子”，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关汉卿。
在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有“一官二吏”“七匠八倡”“九儒十丐”之说。就是说，如果把人分为十等，排在前两名的是官和吏，读书人是垫底的，地位仅在乞丐之上，“臭老九”的叫法就是由此而来的。元代的统治就一百多年，但中间有七、八十年的时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读了书的文人做不了官，只好沦落到市井社会，加入一种叫做“书会”的行业组织，通过为市民社会编演杂剧来获取生活资源，实现人生价值。关汉卿就是这样的“书会才人”，是典型的为正统文人不屑的市井文人，他写了一个散曲作品，叫《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南吕”是宫调的名称，“一枝花”是曲牌的名称，“不伏老”是题目，概括了整套曲子的核心思想。在这个作品中，关汉卿说“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关汉卿毫不羞惭地说：“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花”“柳”是那些美丽的歌伎的比喻，在元代处于第八等的位置，关汉卿说自己交往的就是这样的身份低贱的人。读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与“仕宦”世界的价值观念相对抗的情绪，正是这种混迹于底层社会的“眠花卧柳”的生活，使关汉卿形成了一种正统文人所不具有的对底层百姓的苦难的体验与同情。
在他现存的10多部杂剧作品中，没有典型的伦理剧，他从不生硬地去宣扬“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在他看来，伦理不应该作为外在的强迫人们去践行的规范而存在，伦理只有和人们内在的人情人性相结合才具有价值。因此，《窦娥冤》里窦娥因愿意“守节”而美好，《望江亭》里谭记儿因不愿过“孤鸾单凤”的生活选择再婚而同样美好，《鲁斋郞》里银匠李四、小吏张珪皆因为权豪势要的霸凌而妻离子散，最后两对夫妻破镜重圆，做丈夫的李四及张珪皆没有因妻子的失节而心存芥蒂。
他的《窦娥冤》《鲁斋郞》《蝴蝶梦》也不是典型的公案剧，《窦娥冤》的表现重心是窦娥善良、刚强的性格及“争到头，竞到底”的意志及抗争精神，最后的“冤案昭雪”是为了表现窦娥的性格服务的，而窦娥的蒙冤而死恰恰是由于官员贪腐、无赖横行等社会问题造成的。《鲁斋郞》与《蝴蝶梦》都出现了“包待制断狱”的情节，待制是官名，包待制即大家熟悉的包公，但两部作品都不是为了表现“包待制”品质的廉明及“勘案”的智慧，案情皆由权豪势要的横行无忌而生，根本不需要费心思勘察，“包待制”需要应对的是如何施展智谋去应对法律对权贵阶层的袒护，比如为了除掉“鲁斋郞”，把呈给皇上审阅的文书上的“鲁斋郞”各去掉一笔；为了救王婆的儿子王铁和，用一个不知名的偷驴贼来顶替。其实更为本质的是，权贵阶层的横行无忌恰恰是法律给他们的特权，包待制不能光明正大地替弱者伸张正义恰恰显示了清官在现实环境中的无奈。所以，这三部剧都应划归社会问题剧，他们显示了关汉卿对底层百姓命运的深刻观察。
在关汉卿现存的剧作中，有七部婚恋剧。其中只有一部比较接近“才子佳人剧”，即和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一起被列入元杂剧“四大爱情剧”的《拜月亭》。其他的六部剧作中，《救风尘》里的赵盼儿、宋引章，《谢天香》里的谢天香，《金线池》里的杜蕊娘都是妓女，他们“倚门卖笑”，周旋于狡猾的无赖、狠毒的老鸨之间，善良软弱的被欺骗被打骂，只有头脑清醒、有胆有识的才能存活。《调风月》里的燕燕是位大户人家的婢女，被“小千户”引诱失身，费尽心机才做上了“小夫人”，但等待她的能有什么好命运呢？还有这些剧作里的书生，没有功名便没有社会地位，追求妓女都需要别人的成全。这些剧作都显示了关汉卿对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地位的社会边缘人物命运的关注与悲悯。
关汉卿区别于传统士大夫文人的平民意识和人文情怀，使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思想底蕴，因此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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