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没有传到乡下，几乎没人知道。只是我的第一个学生生涯开始没多久，传来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所有的人都集中到村中的打谷场上举行悼念活动。而在这之前，我们全家人晚上都住在搭在门口的简易棚屋里。听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唐山在什么地方没人知道，地震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也没人知道，只知道好多解放军都去抢险救灾了。
年一如既往地来了，今年冷得有些清澈。往年过年太阳是暖烘烘的，今年却一反常态，阴阴的，还刮着刺骨的北风。
按照旧年俗，过了腊八就是年。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寒假就是过年了。尤其是对刚上一年级的我，第一个寒假显得尤为迫切和兴奋。
腊月二十三，家里开始做米糖和欢团了。我爸对这些传统东西不是很在行，大爷和邻居都来帮忙了。灶间热火朝天，二口大锅燃着熊熊大火，一口炒炒米，一口熬糖稀。
大爷那里还年轻，一把丁字形大木铲在他手中上下挥舞，隆冬的天气他只穿了件单衬衣。一碗白花花的米倒进满是砂子的锅里，几下翻滚，金灿灿的炒米出锅了。用一个半圆形的铁锅片把米和砂子倒进筛子，几下一筛，砂子是砂子，炒米是炒米，清清爽爽地分开了。过了一会儿，一碗白花花的米扔进锅里，出来的却是白花花膨胀的泡炒米了，让我们惊叹不已。后来才知道，二种米事先经过不同处理了。一个经蒸熟后凉干，一个只要洗净凉干就行了。
熬糖稀的锅里原是满满一锅的液体，大爷边炒炒米，边指挥着烧锅的姆妈，让她极力控制着火候。慢慢地，白花花的液体变少了，变黄了，变浓稠了。这边大爷已经把米全部炒完了，开始用一根木棍不停地搅拌糖稀。看到我们在边上站着，就用手把木棍上划拉一点伸到我们嘴里。那个甜啊，足以让人晕眩，让人记忆一辈子。
堂屋里的人也开始忙碌了，他们支开大箩筐，放好车条，摆正砧板，等待着做炒米糖和车欢团。
糖稀已经熬得晶莹剔透了，咕咕地冒着泡，大爷舀来一铁瓢糖稀放到另一只锅里，倒入炒米，奋力搅匀后，盛到堂屋，放到一木制的方形框中，用力用玻璃瓶压实。脱下木框，边上的妇女们马上用菜刀将这大方块切成一块块炒米糖。如果在炒米里加入炒黄豆或炒芝麻，就变成了黄豆糖和芝麻糖了。那里花生还很少见，不像现在到处可见叫卖的花生糖了。
车欢团就考验人的技术了，当用糖稀拌好的白炒米倒入稻箩后，用一只酒杯装上满满一杯，用手轻轻握成圆形，放入两根长长的半月形的竹条中，双手前后搓动。不一会儿，搓板呼呼生风，里面的炒米团也发出霍霍的声音，原来还软绵绵的炒米团经压实搓制，变成了坚硬滚圆的欢团了。我们在边上看得眼馋，就想一试身手，可当炒米团进入竹条后，一压，炒米就软塌了，怎么搓也搓不动了。
炒米糖和欢团做好后，就放入细口大肚的大缸里，并倒进大量的黄炒米，防止它们粘连。原来我们平常吃的干粮就是这样做成的，它们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有时出门，路上实在饿了，抓一把炒米就着水干吃。农忙的时候，炒米可以带到田间地头吃。有时候在家里饿了，就用开水泡一碗炒米或欢团，欢团放入一点糖，黄炒米放一点盐或一小块猪油，那香味简直终生难忘。直到立秋，我们还得吃欢团，风俗就是这样的。
当炒米糖和欢团做完后，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要做糖包子了。
大爷把已经冷却的糖稀绕到一根柱子上，不断缠绕和拉扯，慢慢地，通红的糖稀在无数次的拉扯下颜色发白了，最后被拉成一根细圆棍，再用刀切成一颗颗的颗粒，或粘上芝麻，或在糯米粉里滚一下，糖包子就做好了。小孩子等到深夜坚持看大人们操劳就是为了这一刻，当嘴里含着香甜的糖包子时，我们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草草上床，，很快就进入梦乡。
大年三十到了，梦寐以求的新衣服可以穿了，暖和的新布鞋可以穿了。换了新衣服小伙伴们免不了要比一比，比比谁更解放军一些。虽然全身焕然一新，但阻挡不了马上被弄脏的命运，于是回到家，少不了受一顿数落。
年夜饭吃得拖沓又意味深长，村上的代销店里的酒开始在村子的上空飘荡，夹杂着平常闻也闻不到的肉香，久久不能散去。晚饭过后，我们被禁止外出了，和大人们坐在火桶里取暖。火桶是稻草编成，下面是一火盆，烧的是稻壳或草糠。大家围成一团坐着，人多坐不下，就在外面安放几张板凳，屁股坐在凳子上，双腿伸进火桶。大人们说是守岁，我们可坐不到后半夜，不要多长时间，上眼皮就垂落下来。
梦也跟着来了，想到明天要去大爷家，后天要去舅舅家，大后天还要划船去姨娘家，再后一天要去二位姑姑家……像深沉的夜，睡得更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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