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我不想谋生。我想生活。”这句王尔德的名言来概括《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这部小说的主题也往往被理解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正像书名“月亮与六便士”，月亮代表遥远的理想，六便士象征世俗的生活。但是读完全部文字你会发现，这部小说的主题远远不是这样，甚至，你根本找不到所谓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主人公斯特里克兰为什么要去画画，根本不是我们预测的那样因为厌倦了幸福而平庸的中产阶级生活而去寻找刺激，也不是因为受妻子渴望进入文艺圈子的刺激而突然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的绘画的理想，所谓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主人公斯特里克兰身上根本不能成为一个困扰他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全然不在乎环境也不会受环境影响的人，甚至，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来形容我们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他肯定会像在作品中嘲笑一样对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报以他惯常的轻蔑的嘲讽——
“我必须画画”，他的回答从来简单到直指自己的内心，并且让我们每个用世俗框架里的知识和价值观衡量他的人感到无言以对。斯特里克兰，可以说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化解者，倒是我们，还停留在理想与现实所谓的二元独立的思维绑架中，或者说，真正的世俗中。
而这样崭新的体验，都是通过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传达给我们的。所以，打开《月亮与六便士》的正确方式是，停止我们那些先入为主的预设和判断，抛开别人解读中惯常的二元对立的阅读模式，真正恢复到小说阅读的本身，从叙述者的角度来审视这部伟大的小说。
“我”是谁，“我”不是这部小说的作者毛姆，而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作为一名作家，“我”带着年轻人的热情踏入文学圈，羞涩内敛，毫不世故，渐渐世事洞明之后，也变得人情练达。由于各种机缘，我结识了主人公斯特里克兰，但我也不是完全与他正面接触，也有听别人讲的关于他的故事，“我”的见闻总是片段性的，“我”所知道的事情也不确定真伪，只是拿来述说，探讨。
但是正是“我”这种不确定的叙述，使整个小说和小说的主人公蒙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大量的留白让我们对主人公充满好奇，比如，斯特里克兰和布兰奇在一起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在死亡之前到底如何创作出最后的巨作的？他前半生和妻子的相处到底有没有爱情？后半生和阿塔在一起到底又是为了什么？……一切一切都悬而未决，吸引着读者赶紧往下读，这部小说的艺术张力也由此产生。阅读这部小说，有看电影《梵高的星空》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个叙述者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是一个各种价值观的反思者，正是通过“我”的眼睛的观察和过滤，人性才得以立体地展开和塑造，生活的复杂性也得以延展，世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黑与白，是与非，爱与恨的对立面构成的二维世界，而的的确确成为一个不能让我们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隐晦的矛盾体。
比如斯特里克兰夫人在得知丈夫离开自己去了巴黎的时候，用自己的姿色、聪明和温情，还有孩子，再加上法定的家庭保障，大度地表示“他要是回来，过去的事情就可以过去了，这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是一个识大体的女人”，这样的大度为她赢得更多的同情与尊敬。然而面对斯里克特兰的背叛，她知道敌人不是女人而是梦想的时候，聪明如她说了句“他永远不会回来了”，并且心生报复之心，不同意离婚，不给他自由。也就是这时候作者体会到卑鄙与高尚、邪恶与善良、仇恨与热爱，可以并存于同一颗心灵。
“我看不透她要自己丈夫回来是爱他呢，还是怕别人议论是非；我怀疑她肠断心伤的失恋之痛是否也掺杂着虚荣心受到损害的悲伤；这种疑心也使我很惶惑。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月亮与六便士》第三章
同样将人性中的对立因素融合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物——德克 斯特洛夫，善良与愚蠢，才华与平庸，真诚和软弱竟然如此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而统一的结果就是愚蠢消解了善良的意义，平庸消解了才华的力量，软弱消解了真诚的纯度，最终，“德克•斯特洛夫是这样一个人：有的一想起他就报以嘲笑，有的则尴尬的耸耸肩，往往因人而异。造化弄人，他给人的印象，是个滑稽角色。”这就是叙述者“我”眼中的斯特洛夫，但“我”是个作家，用他生动的语言，把我们对人性中最复杂难辨的部分言说了出来。
“我”——在某些程度上是另一个不会言说的我们自己，它借助作家的身份，帮我们把内心深处对人物的体验说出来，让我们发出“对，我就是这样觉得”的感叹，并且让我们认识到，原来，我的内心深处还藏着一个不太自由的自己。
好的小说不仅仅是让人有代入感，更重要的是，发现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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