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不对人,是我们工作中意见相左时常用的托辞或说法,究竟对不对人,当事人你知我知。
正真对事不对人的,还是大事大人物,记入史册的,少之又少。
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党派之争,可谓范例。
王安石变法,一腔热血,虽有宋神宗大力支持,终了却输给了变法所未达预期效果的现实。
且不论变法的内容效果或意义,只说对立双方的那些惺惺相惜之谊。
反对变法的保守党,大众最熟悉的应是司马光和苏轼。
这三位大人物的变法之争,可贵之处在于,政治与道德的分离。
司马光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从不否定其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
司马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
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还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相应的是,苏东坡因“乌台诗案”罹祸,多少亲朋好友噤若寒蝉,而已经辞官,且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王安石,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言语间,足见对彼此人格的肯定,对才学的惜怜。
历史上多少党争,政教不和,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而各持不同政见,却又惺惺相惜,困境中为彼此助力声援者,可谓风毛麟角而已。
王安石作《明妃曲》,司马光和作《和王介甫明妃曲》,笔下都是对明妃昭君“只有年年鸿雁飞,曲终掩面向胡天”的怜意,哪里看的出政见?
对事不对人,惟此而已。
党争之温情,惟此而已。
读史之暖心,惟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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