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自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经历战国时期孟子、荀子的发展，成为巍然大宗，被当作当时的显学。但是，儒家所宣扬的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不适合当时诸侯争霸、兼并战争的需要。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糅合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对儒学进行了改造，提出“君权神授”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主张，使儒学神学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重用儒生，建立太学和郡县学馆，使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学完成了官方化和制度化，确立了儒家一枝独尊的历史地位，成为此后历代唯一正统的学问。
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重用儒生，建立太学和郡县学馆，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学完成了官方化和制度化，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受到佛教、道教较大的冲击。到隋朝时，儒学家提出了“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唐朝时，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挑战，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他宣传儒家的仁义是最高的道，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
北宋时，二程，即程颢和程颐兄弟从世界本原的角度论证儒家仁义道德的合理性，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如果从起源上探析，理学起源于北宋末期，刚开始，部分儒学大家尝试把道家思想应用到讲学中。特别是在关于认识宇宙的形成、认识人类的起源、认识自我的确立这三个方面，完善了儒家这方面的不足。
由于孔子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人，后世儒士也恪守这点。 况且宇宙的起源、人类的演变，在当时确实是无法考证的。因此儒家讨论的中心多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在人与自然这方面，都是持有的“敬而远之”的态度。 至于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恰恰以人与自然的相顺相应为其思想的灵魂。虽然与儒家在积极改造自然方面有一些出入。但在从善从义的大局是殊途同归的。因此随着后来儒家教育中对人生、世界起源的理论依据越来越紧迫，便被拿来为儒所用。其间形成的学说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的“广义理家” （儒、释、道是三家）不是儒家三分。
当然，这里面基本没佛教什么事。 有立就有驳，文人相轻是历来的恶习，可却成了其理论完善和革新的动力，万物既矛盾又统一。
南宋时，以朱熹和吕祖谦为代表的一批大儒想彻底剔除融合了道教思想的“老子”招牌，便把“广义理家”思想和理论抽丝剥茧，逐个批判。而在批判的大旗下，仍然无奈的吸收了一部分道家的精髓，在名称上改头换面，基于对道家的批判而创立了理学，理学实质上是把儒学和道学糅合在一起的一门学问。儒家太重“正名”了，太重“面子工程”了。批判只是幌子，吞并才是目的。后来把穿了儒家衣服的“老子”思想，就叫“狭义家”，后世说的“理家”都指“狭义理家”。 从这个方面来讲，“朱家军”是成功的，虽然有挥之不去的道家影子，却连衣服带名字都换了，叫儒派“理家”，就是理学。
朱熹曾在多部著作中进一步明确的指出，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怎样才能不违背“天理”？朱熹强调要“存天理，灭人欲”。
程朱理学从世界本原的角度进行论证，使儒学摆脱了道德教条式的说教，而走向思辨化。应该说，理学是儒学的升华，宋朝的程朱理学、即闽学、洛学和张载的关学把儒学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理学实际上是流行于两宋和明朝六百年间的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分支，注重讨论天道性命问题和道德修养以及哲学思想。理学所谓“理”，也称“天理”，既指宇宙自然的一般规律（物理），但更重要的是指人的“道德心性”的根本原则（性理），因而，理学又被称为“性理之学”或“义理之学”。由于理学着重探讨天道、人道问题，故理学也称“道学”。这里“道”的内容就是儒家所讲的“仁义”。
南宋初年，当时“道学”名称颇为流行，后来“理学”之称渐盛。近几十年来，西方人喜欢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家，以区别于先秦时期的孔、孟、荀原始儒家。
理学继承、发展了儒学，是对儒学的极大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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