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一个晚上，母亲在吵架的时候给了我一记耳光。我愣在原地，不知疼痛，也没有眼泪，只是突然发现，连这间被白炽灯光填满的空荡荡的屋子也属于母亲，或許还包括我。于是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只想逃出母亲管辖的范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屋子外面游荡。乡村的夜浓稠得像一瓶打翻的糨糊，到处都黏黏的，让人恐畏，却又摆脱不了。我既不想回家，又不敢离家太远，于是干脆躲在附近的一片玉米地里，玉米地里还交替种着一些落花生。从这里能够看得到屋子里的灯火，甚至能够看到母亲从窗户努力伸出上半身来四处打探，卷起纸张般的手掌，像拿着一个扩音器，朝外面一遍一遍喊我的名字。然而回应母亲的，只有几声或远或近的狗吠。
母亲一定着急了吧？我一边悠然自得地吃着从地里拔起来的还未饱满的落花生，一边暗自窃喜，像打了一场胜仗。不过，为了确保这场胜仗胜利得彻底一些，整整一个晚上，我没有回家。
我第一次惊奇地发现，夜晚原来如此漫长，并且可怕。以前每天的这个时候，我都已经在温热的床上沉睡了，做梦，或者无梦，一夜之间都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而已，从来不需要为之担心。早睡是母亲强迫我养成的习惯，她总是以咄咄逼人的语气对我说：“晚上九点钟如果还没有睡，看我回来以后怎么收拾你！”我总在想，假如她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能够温顺一点，再温顺一点，像一只温顺的绵羊，或许我会乖乖听话。
第二天，我心里的委屈和这夜色一同渐渐消散殆尽，我心满意足地回家，心安理得地吃母亲忙碌了一个早上才做好的饭，然后去学校。
高考结束，我填报的学校全部都在离家最遥远的地方：新疆塔里木、黑龙江佳木斯、内蒙古赤峰。事实上，填写志愿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胆怯和畏惧的，但我更迫不及待地想逃离母亲和这个家。我趾高气扬地告诉很晚才下班回来的母亲：“不久之后，我就要去遥远的北方了。”我知道，这一次，我在母亲身上扔了一枚炸弹，我看到母亲被这枚炸弹摧毁的样子，疲惫失神的眼睛瞬间充满了血丝，昏黄的灯光下，我甚至还看到了母亲努力抑制住的泪水，而我，却欣然地把那些泪水当成我的战利品。
然而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被一所不是很远的学校录取了，而这所学校，也并非我所填的志愿。后来母亲告诉我，当听说我填了最偏远的学校，她连夜找到一个在我们学校任职的旧友，费尽心思才帮我更改了志愿。她不想我仅仅只是为了躲着她，就去那么偏远的地方受苦。母亲也知道，她这样做，只会让我加深对她的偏见和不满，甚至敌意。
她始终是对我好的。
只是这种方式特别的好，或者说爱，我从未用心体会过。最终，我还是去了这个离家不远不近的地方上学。当我孤身一人坐上那列奔跑着的火车，我看到我熟悉的土地和熟悉的亲人，瞬间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此生第一次远行，逃离的快感和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奏一样酣畅。
事实上，我并不适应这个城市，我不适应这里常年灰尘四起的空气；不适应这里冬天还未到就必须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不适应这里从来不下雨的春天和夏天。但是每次给父母象征性地打电话时，我总是极力渲染，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这边过得很好。大一的寒假，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一个朋友家过春节。大一结束后的暑假，我依然没有回家，执意留在学校实习。那是我独自一人的暑假，每天一个人骑着租借的自行车去实习单位，被领导吩咐到大街小巷寻找新闻素材，下班后，一个人去一到假期就冷清的饭店吃饭。坐在一张旁边摆放着四条板凳的桌子边，沉默无声地吃完一碗每天都如出一辙地撒着香菜和一片牛肉的拉面，一个人回到空空荡荡的宿舍，趴在一条板凳上，在干净的打印纸上书写，写着写着就到次日凌晨，再也不用受到母亲的约束。
有一天深夜，我睡不着，便鬼使神差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我纯粹只是兴致来了，并没有期待母亲会接听这个电话，然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母亲说话的声音气喘吁吁，我原以为她是被电话惊醒的，后来她说，她刚刚从化工厂下班回来。自从父亲和我都不在家之后，母亲宁可把更多时间放在“轰轰隆隆”的化工厂，也不愿每天面对这个空洞、冷清的家。
对于母亲的工作，其实我并不了解，也从来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个女人能做些什么呢，于是我问：“那你每天晚上在化工厂都做些什么呢？”母亲说：“每天要制造化肥、装袋、看货，有时候还要送货，不过，这几年我也慢慢习惯了，只要习惯，时间就会过得很快！”母亲的这番感受，或许就像我现在这样，只要趴在灯光下的一条板凳上不停书写，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只是，母亲的工作比我辛苦百倍。
我一边和母亲说晚安，一边推开忘记打开的窗户。夜真的很深了，白天滚烫的水泥窗台也变得冰凉。冰凉，是它真实的体温。我突然想，或许只有深夜里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就像世间的阙静，一条终于没有人再走的马路，疲惫不堪的霓虹灯，还有自我的心。正如多年前睡在玉米地里的那个深夜，我的委屈，我的眼泪，以及我要离开的誓言，那些通通都是真实的。
但那些只是在当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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