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重读《李鸿章传》

    上、史家梁启超与《李鸿章传》

    中国旧学治史，具备“四长”方能称得上是良史。史德、史识、史学与史才便是史家四长，梁任公自己就曾作文对此专门议论。任公的论述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一新解释，现在我不揣冒昧强效任公，在他的新解释上再做一次“新解释”。

    史家常说的史德是说作史要心术端正，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简言之，不夸大、不附会、不武断，对历史人物、事件的面貌务必求真、求信。史识是史家的洞察力，这是任公的观点。我认为除此之外应再加上现代常说的研究取向。换言之，史识有两个层次的要求。首先它要求史家必须勤于思考和观察，不因袭他人，也不为自己的成见所蔽，最终洞悉历史事件的背景与因果关系，并给出合理的解释。其次，它暗下还要求史家须具备一种鲜明的史学立场和崇高的史观。如，唯物史观即是一种史学立场。史观是史论文气的发源地，质言之，它是史学作品思想深度的渊薮。正如司马迁秉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立场，终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史家四长的史学是指史学研究的方法，它也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讲做历史研究的技巧，它解决如何练就史学研究基本功的问题。它包括练习自身的敏锐性以及资料搜集的能力，可称为学习的“技法”。第二层则是指现代所说的方法论，它解决如何产生出系统的史学知识的问题。比如时下流行的历史量化研究即是此处所说的“方法”。所谓史才，是指写作史学作品的能力。史才专讲史家的作文技术，一是讲史料的裁剪、组织得当，图文并茂，二是讲文章的气韵文采。用任公的话来说，即是“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

    梁任公这部李鸿章传，我是二读。多年初读它时，只觉得这部传记对李鸿章这个“卖国贼”的论断评价竟然和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但是其论断又无一言不有扎实论据，对我实在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史观因此为之一新。现在再次读它，更觉这部作品不愧是传记中的经典，史家四长皆能从中窥见。

    首先，从史德而言，本书持中守正，每做一论断皆有理有据。在作品开篇的序例中，任公便自白，“著者与彼，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其作冤词也”。为政敌辩白，其需要何等胸襟？通览全文，作者怀着一种设身处地同情心处理李的际遇遭逢，这也奠定了全文的基调：“悲”。每遇流俗责难李的“洋务”和“外交”忘祖卖国，作者均对那些抵制洋务自强的守旧势力做顽强回击。而对李鸿章身上的污点，任公也不为之隐晦。如评论“苏州杀降”事件，作者直言李有三罪，背公理、负约食言、欺负友人。又如，对李在中日战争之中的“畏战”，解释道：就实力而言，中国及北洋陆海军不足以与日本一战，朝堂上的主战声完全不求实际，只图意气行事，而李避战是不得已的明智之举。然而，任公又对李兴洋务三十年竟无法培养出可以一战的力量而深责之，并列出了中日战争之前和期间李处置失机的十二罪。又如，文章对作为清廷敌人（作者梁启超是保皇党人）的“发逆”李秀成的仁义和才华赞叹有加，不以其最终成败论之。以上种种，可见任公做此传的公允之态。另外，李鸿章和梁启超二人在自己的时代都是“维新”的代表，大概也使任公对李更能惺惺相惜。

    其次《李鸿章传》展示出的史识。任公为李作传，不随俗论，臧否评骘立意过于常人。绪论开首，一句“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为全文高屋建瓴，给持俗论之人有如当头棒喝。这种敢与天下舆论争的气魄，不仅需要胆识，更有赖于对世事和历史趋势深刻的洞察力。正如任公所言，“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由此来看，作者也是“非常人”。作者的洞察力从何而来，从他的史观而来。在任公看来，俗议对李的批评大抵是妄言。之所以这么说，在于这些评价立论的价值立场皆迂腐守旧，陈陈相因。概括一下这些价值立场有四种弊病。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以为二十四史便是二十四家之家谱。二，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昧于时代精神与历史潮流。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不懂得经世致用。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评骘人物必须有一种社会理想作底色，如此才能照见人物历史地位的高低。梁任公的新史学，跳出治史便是论说帝王将相家谱的桎梏，以探究历史兴替，唤醒民智，开创出文明、富强的中国为己任，这样的史观与俗议的价值取向判若霄壤。也正是因着这样的史观，作者最终对李以两言论断：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

    再说这部传记所体现的史学。因俗议短于史识，故一般旧史作传只有事实，很少议论臧否。这部《李鸿章传》则叙议相夹，让人读起来既能获知史实又能了解作者的观点立场。通过作者的议论，读者不仅能从中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以及历史事件、人物的得失之处，还能由此展开进一步的反思。史学讲究经世致用，只叙述不议论，则不能提供指导行动的“知识”，到头来历史就不过变成故事罢了。

    最后说《李鸿章传》所体现的史才。文章作于1901年，距今一百多年，以文言写就，今人缺乏训练读起来会偶尔吃力。但是此传言辞凝练、文风简洁、史论结合的风格又让人读之欲罢不能，有酣畅淋漓的感觉。文章名为人物传记，却对于李鸿章的私事和个人性情着墨不多，作者是把李鸿章当成一个历史人物来写的。即是说，作者把李的生平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加以描写和论述，其着墨的重点在于李在晚晴历史上的位置和影响，而不在其野史轶事。如任公自己所说，这部传记也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晚清史。有趣的是，任公虽对李的性格着墨不多，但仅有的几处描写，却又让李鸿章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一处是“苏州杀降”，作者说李一生好用小智，从中可见一斑。一处是论及李不论冬夏，皆五点起床拓字、午后昼寑从不失时。可见李之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匹及。一处写李与外国交涉，喜欢轻辱外国人，将他们视为市侩。于此可见李有中国士大夫的傲骨。一处是写李鸿章富甲天下，可见李贪墨自肥，不念洁身自好。再一处是写李以一生未掌文衡引以为憾，又可窥李虽为近代之非常人亦逃不过传统读书人追求功名的窠臼。几则小事的选择，李的形象骤然丰满，既有伟人的过人之处，又带有凡人的弱点。任公史料裁剪的得当，让人佩服，刻画人物笔力之遒劲不得不令人称奇。另外，整篇文章蕴含着一股雄浑之气，充盈着济世新民的使命感。苏辙曾说，“文者气之所形”。我想，这篇传记之所以读来让人振奋，能激起人内心响应，大概就是因任公写作时有一种英雄之“气”存于心中吧。这种“气”就是任公的史观和社会理想。没有这样的“气”，不可能写出这样睥睨群俗的雄文。“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借用苏辙评价孟子的这句话来评价任公正好。从长远来看，改变世界的是思想，而不是帝王将相。正所谓，触动人的灵魂难于触动人的利益。若由此来论，任公在清末在各方面开风气之先，他才称得上是近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英雄，与李相较，甚或过之。以非常人来论非常人，此作成经典又多一重理由。

    下、李中堂何许人？非常人与英雄之辩

    李鸿章不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的一百多年，贬低诋毁和赞誉称许不绝如缕。在旧史观下，他是剿除发捻的中兴名臣，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在民族主义的史观下，他是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卖国求荣，肥满一己之私。在革命史观下，他是地主阶级镇压人民的刽子手，狡诈残暴，毫无仁义可言。在后革命史观下，他又是晚晴维新的旗手，艰苦卓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做着注定失败的努力。那么，有中肯的全面的评价吗？此传或可以是。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21岁，其年入选优贡，奉父李文安之命，自安徽老家入京，赴次年顺天乡试，入京时作《入都》诗十首。李少年意气，志向弘远，高吟“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道光二十五年李入京会试时受业曾国藩门下。天平天国战事起后，李于咸丰三年（1853年），回原籍合肥办团练，后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期间有战功。咸丰七年，为父亲守制，暂别戎旅生涯。九年底，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草拟文书。从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九年，李虽有功绩，但于世未显。从入曾幕府之后，李开始人生新的轨迹。其后李受曾襄助创立淮军，戡平太平军、捻军乱事，兴洋务运动，总督北洋，成晚晴首屈一指的重臣，实现了少时著史封侯的理想（李在世时为伯爵）。在一般读书人眼中，位极人臣，封妻荫子，人生不可不谓功成名就，志得意满。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李的个人功名又何足可道？千百年后，可堪评论的只有他的事功。而事功中，剿发捻除了恢复社会秩序这一点外，其他也不足为世人道。观李一生的事迹，最能被历史所重的事功应是他扛旗的洋务运动。李的外交生涯附在他的洋务之中，其外交成败也取决于洋务的成败。所谓成也洋务，败也洋务，并非虚言。

    那在洋务上李又有何作为，有哪些得失呢？本文只谈论两点。在洋务运动指导思想上，李鸿章始终没有超越其导师曾国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的思想范畴。不论“剿发捻”，还是“勤远略”，二者都只是为维护清廷统治，没有设想以洋务运动来富强国民、振兴民族的未来。如果说勤远略还可以说有抵御外辱的目的，那么剿发捻就纯粹是为了镇压人民。洋务运动从来没承认中国文明已经全面落后西方，其求富自强只是为朝廷计，不是想要让国民过上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这也正是任公对他的最大批评：不学无术。要之，李的洋务思想中没有启蒙的观念和理想。李作为洋务运动旗手，意识到了当时中国所遇到的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危局”。在这一点上，其远见卓识较之于抱残守缺昧于世事的倭仁之流，犹如云泥之别。李面对此局面的对策，是 “师夷长技以自强”。但他的师夷始终停留在器物军事层面，没有深入到制度层面。李骨子里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制度的自信，他内心深处不屑于学习西洋制度文明。这一点，从李将洋人均视为市侩可看出端倪。也正是如此，当李晚年接连遭遇与日本和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不免痛彻心扉。接踵而至的打击不仅抹去了李身前的全部事功，更摧毁了他一生引以为精神柱石的文化制度自信。这种打击对李是毁灭性的。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李旋即带着对朝廷的无限眷恋之诚含恨而逝。有人说，朝中自上而下有各种人掣肘李的行动，局外人根本不知局中人之艰难，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李鸿章也无法左右晚清的国家战略。诚然如此，正如任公对李的批评，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困难，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英雄呢。由此看来，李虽可称近代史上有大功绩的非常人，但却不是近代史上的英雄。以上是第一点。不变动制度而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是现代史家对洋务运动的常有批评之声。如上所述，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赞同这种观点。然而，洋务运动在技术层面是不是就绝不可能取得成功呢？答案恐非如此。从洋务的求富上来讲，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其低效和贪污浪费，完全可以采用完全商办的来避免，一如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如果说变动政治体制太困难，变通洋务企业的经营模式困难会小很多。然而李并没有这么做，其洋务企业大多如不靠财政输血则难以为继，而且官僚主义，贪渎之风盛行。从北洋军事力量的培养来说，北洋海陆军队虽号称劲旅，实则管理松散、武备废弛，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低下。对于全国的洋务，还可以说李备受掣肘，难以掌握全局，不能以全国洋务失败专责李一人。但李对北洋海陆军能够完全掌控，却仍然无法训练出一只精锐部队，此责任，李作为北洋总局之人怎能开脱。有人说，在大的制度环境不利的情形下，李不可能有所谓作为，这种失败是结构性的，也是决定性的。此种看法看上去很深刻，实则肤浅。历史不是必然是宿命的，许多偶然因素影响，甚至偶尔决定着历史的走向。且看，在缺乏财物的情况下，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如何训练出北伐军和红军的，而掌握着比国共创业时丰富得多的资源的李鸿章，坐拥东亚最强的海军，却只能在中日战争前畏战不前，战争中一败涂。如果知道后世这段历史，不知道这位中堂大人将情何以堪。总之，如果说在国家战略层面，李无法畅行己意情有可原；那么在北洋的军事和经济层面，李的责任不可推脱。以上是第二点。

    这些年，李变得很时髦，很多人为他开脱，甚至认为他是晚晴最杰出的人物，其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眼中几近完美。他们认为，李的失败是客观原因导致的、结构性的，李已经极尽努力，换做任何人处李之地位，恐怕也不能超越李的成就。的确，在李之同时代，在成就和见识上罕能与李伯仲的，将今人放置在李之地位情境中，今人恐怕很难做得比李更好。由此而论，李不失为晚晴一个伟大人物。但若与历史上的非常人相比较，而将李视为一等完美的“英雄”，如上所言，此种论调实在不敢苟同。任公责李，四言蔽之：不学无术。我认为，这句话可谓不刊之论。若有异议，再举两句诗词以做旁证管窥。一句是李鸿章的“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另一句是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前一句是豪迈雄浑，后一句是气吞山河，诗句所透露出二人“气”之大小差异，可见一斑。历史虽不能假设，但读史者往往抑制不了要假设一番的冲动，以满足历史的遗憾。假使李当时能够以己力，哪怕仅仅在技术层面尽力突破自己与外人设置的藩篱，中国近代史都或将是另一番景象。

    1843年，那位从合肥踌躇满志入京的少年胸中蕴藏着“一万年来谁著史”的干云豪气。而后，历史果真垂青了他，让他在晚晴政局顶层浮沉数十年，在各种决定历史命运的关头任事要冲。然而他终于还是丢失了年少时“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自警，也终究没逃过“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的宿命。我为李中堂的格局和际遇悲，为中国近代史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