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温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时隔15年，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似乎还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恰巧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名为《先生》的纪录片，感觉深受启发。
“先生”这个称谓在当代社会是可以泛称全部男士的，而在古代称别人先生又向别人学习的意思，正所谓“达者为先，师者之意。”然而在民国时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背影是我们民族的正面。让这一个称谓成为一种修为，更是一卷隽永。纪录片开篇的这段文字让我感触颇深：“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民国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终不及‘先生’二字来的亲切且大气，可以俯身可以仰望。先生，几千年的敬语，也被冬烘过，也被秋杀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我们这代人上学时，私塾和学堂已远，戒尺和鞠躬已远，破四旧里，先生落魄；三十年后的市场化中，先生贬值或被作价。教育大景，江河日下入大坝，蓝天白云走黄沙。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放眼当下，最大的感觉是找不出几个真正在做学问和做人上没有争议的“大家”，普遍感觉国人缺少一种骨气和脊梁。爱国之心是有的，但缺少些改变社会的能力和底气。毕竟现在的孩子们看的是各类快餐文化，崇拜的大都是娱乐明星。连这几年大火的古风和国潮，也仅仅只是停留在穿着打扮或者是对美学的研究上。走进博物馆，传播古诗词等等文化活动仅仅只停留在欣赏阶段。现在的学校能听到的只有一种声音，鲜少能有对学术问题的激烈讨论。
看完纪录片，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这些民国的先生们都是先做人再做事，他们都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看的极为重要，比如马相伯在及其困难的时候都选择不接受西方教会的资助——将震旦大学改办为一所教会学校。比如梅贻琦在赴台湾后，顶住当局压力坚持小规模教学，从原子科学研究所一步步办起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规模远小于北京清华，世界排名却在其之前。他们坚信办大学教授学生知识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们自由思考的能力和做人的德行。在那个飘摇动荡的年代，学习和办学条件都极其有限，很多学术成果都在战火中被毁，但整个社会兼容并包、学问自由，造就了那个时代无比开放的学术氛围。“民国的教育是有理念有方法的，教育家说话是顶用的。战时教育平时看，民国政府不但没有削减教育经费，还有所增加。那些年，前方战时死拼，后方师生苦读，师生们知道每一寸学习光阴都是前方将士用血换来的。每当逃难到一个地方，只要空袭刚结束，学生们就搬出小板凳上课——在那种苦难的环境中，‘先生’就凸显出来了。”“先生更像是一面镜子，以当年的教育腰板，折射出我们的跛足。”现在又有几个年轻教师真正能踏踏实实心甘情愿的做学问呢？有多少年轻人能将成为老师，投身教育事业作为毕生志向呢？
胡适曾告诫学生：“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部纪录片正本清源，讲述着先生们的善良、焦虑和无奈。民国先生的家国情怀，是一种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是“授人以渔”的方法和方向。那一辈人心无旁骛、天高云淡，既有中华“仁义礼智信”的学养，又受西方“自由、民主、博爱”的熏陶。愿我们可以追随着先生的背影，仍怀有理想，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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