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听报告，又一次听到“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 这个观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对自己很了解，然而“当局者迷” ，有太多人了解的只是自以为是自己的自己。
教书育人还需教书育己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旁边，矗立着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段非常著名的话：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教书育人还需教书育己
如果有人问：“教师的职责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想到“教书育人”。韩愈说：“师者，所以传到授业解惑也”。于教师而言，“教书”是把自己的知识、学问传授给尚处在对世界探索初期的学生，而“育人”则是使学生成为正直、善良、有益于社会的人，更是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社会人”所具备最起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
教书育人还需教书育己
随着“大数据”“AI”时代的来临，我们的教育对象——学生，能够接触并且获得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广泛，有些学生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视野。如果还一味地固守“教书育人”这一职责，似乎就有与时代对抗的味道。更何况，课改以后教育观念的改变早已深入人心：比如说作为教师的我们，以及学生和家长，都越发认同的“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等等。再者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这些耳熟能详的话也一直在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只有通过教育实践才能不断发现问题，才能在解决所发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提升自己。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所说：“教育是一个逐步发现自己无知的过程”。退一步讲，发现自己的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现不了；比“发现不了”更可怕的是发现了之后因为种种顾虑进行掩盖、遮蔽，甚至是在一种“无知”的混沌感中将模糊的、乃至错误的理念、方法、习惯教给了孩子。
教书育人还需教书育己
显然，在现实背景下，“教书育己”比“教书育人”更重要。
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育人”中的人多指“他人”，与“育己”中的“自己”是相对的。而一旦习惯了指向“他人”的教育，会使得我们在无形中养成“好为人师”的习性：当发现外部世界中的所见所闻与自己主观世界中构建的规则、原有的态度产生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那种“惯性思维”去可以产生“为了改变而改变”的心理趋势，进而“努力”对那些看起来“不是那么正确”的东西进行拨乱反正。尤其在面对身心发展尚不健全的学生时，这种“育人”的“优越感”会油然而生，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总喜欢以“为你好”的名义将他们本该有些属于自己鲜明个性的东西进行整齐划一的处理。当最终的结果与预期的结果相一致时，又会陡然增添一些成就感、喜悦感。而这些是真的教育吗？答案早已不言自明了。
教书育人还需教书育己
现如今，“人性解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口号，这不仅因为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第一条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更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价值和作用日益显现。值得注意的是，“人的价值和作用”的体现不是凭空实现的，同样需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即具有过程性的特点。作为教师，这个“过程”就体现在我们“教书”这一行为活动中。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可以向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方向行进。敢于以“更好”为目标，本就是我们突破自己、发现自己、完善自己的体现，也是我们实现自我批判、自我重构的起点，而这需要的就是“育己”。
教书育人还需教书育己
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要求学生这个那个。但是在要求之前，我们有没有想过：要学生多读书，自己是否也在坚持阅读；要学生端正学习态度，自己是否以端正的态度面对工作、面对学生；要求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自己是否有着良好的习惯……如果要求学生的东西我们自己首先已经做到了，那要求就不再是冰冷的“命令式”言语输出，而是一种比言语更有力量，但同时更含蓄的“榜样示范”。
教书育人还需教书育己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只有“育己”才能更好地“育人”。正如韩愈在《师说》里的说的：“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如果我们想在教师这个岗位上做出点什么来的话，不去“育己”而只想着“育人”的话，恐怕连“如是而已”都算不上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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