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启蒙

乡村的启蒙

没有谁故意去做什么，乡村用她自有的方式完成着对我们的训诫与启蒙。

年画的倾诉

   年画作为那个年代乡村特有的图景，以符号的形式昭示着一种文化的存在。

临近年关，集市上就会开辟出一个专门的场地给卖年画的人。开始的时候那个场地还只是集市向北头的一种延伸，画零星地摆放出一些，提醒人们节日的临近。等到腊月一进，年画的市场就继续北移，摆到了原属于东埠村的大场院上，有近400米跑道的操场那么大。卖画人贴着地面先铺一层纸或麻袋，然后年画展开，一一平放其上，用沉的木棍把边处压好，这样，满场子都是红红绿绿。这卖画的人就把两只手互伸到相对的棉袄袖里，尽着人们在整个的场地里走来看去。

那时候年画像鞭炮、春联一样成为每户人家的必须，拜年时欣赏一下各家的年画也成为年节中一道必有的程序。年画的内容与画面代表了那个家庭里主人的品位与眼光，表现的是家庭的内在价值，因而选年画和过年的其他准备比起来就具有了文化的意义。这样每个家庭赶集时在年画选择方面占用的时间就比选其他年货要长出很多，要观看、要琢磨、要想着挂在家里的哪个位置合适，这种费着脑筋的事就让部分乡里人感到为难，一集一集地赶下去，直到年前的最后一个集市时，年画已稀少，好画已被人选完，才能松一品气，卷几张回家。

所以这卖画的生意就兴旺。卖画人多得数不清，场地那么大也挤挤挨挨的。年画的种类更是多得让人挑花了眼，人物的、花鸟的，单幅故事情景的、连环画展现故事全貌的，单页式的，四页屏式的，还有可挂在中堂的中间画、两边联的……。大人们挑年画的时候有具体的目标，根据往年的经验或是家里的需要，选择心仪的。小孩子就只管到处跑着看，要在这个集市里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把每一幅画都看到。这样的在人缝里穿来穿去，满眼看到的都是年画里不一样的世界，心思就沉在画意里，寒冬的冷早就给忘到了脑后。然后就等着看大人把钱递出去，卖画人从几摞画里揭下一张、几张，卷好，嘴里夸着自己的画，手就递过来……

贴年画和贴春联一样都放在了年三十，这事由父亲带我们姊妹仨一起完成。祖母一大早就会用面粉熬好一大钵浆糊，搅拌得粘稠柔韧，把高粱去粒后剩下的头部做成刷子。这刷浆糊也有技术，父亲总会先在画的四边处和中心点着力，刷得厚薄匀称，这样年画贴在墙上就服贴、平整，一年也不会出现角边翘开、中部起泡的情况，观瞻时的美感就仿佛能又加一成。

那时的年画已不再具有中国传统年画的样式，没有门神，不见版画和水印，至于“杨柳青”、“杨家埠”这些年画的名头我们也并不知。印刷工艺已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而对传统年画内容与技术的传承却处在断代中。贴在我们墙上的就是电影剧照、传统故事或花鸟草虫，但她们的不言自说，在默示中的宣教也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引发着我们的思考。

祖母所住的屋子是家里的上屋，中堂处会贴上“松鹤延年”或是“岁寒三友”的长轴，两边是工整的对联，火炕上边两面墙壁上必有画，有时门楣的上方也会贴上一张。父母房间的画面就会活泼，爱好古文与书法的父亲还会在可能的时候选择《陋室铭》、《板桥竹》这样的文与画的印刷品以供入眼入心，惯有的四页屏也会以“梅兰竹菊”或四季风光的形式出现在宽壁上面……

   我们姊妹会在画挂起的时候做文雅状，尝试看着画面说上一首“五言”或“七言”，父亲就会在一边皱眉或轻笑。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只是看着那些画，完成着心与物的对话：李闯王戴着宽边帽，侧面向人，英气勃发，众人呼应的场面；《西厢记》里娇羞侧坐的崔莺莺、带笑旁立的红娘和做揖俯面的张生；《红楼梦》的剧情以连环画的形式贴在邻居家的墙上，我们就会一遍遍地去看“宝黛读书”、“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的场景……这些画中的故事还会被父辈和祖辈不断的述说……然后就是寻着些薄纸蒙在画上描花草、描人物……

   对美的认知力与鉴赏力、对那些沉淀民间的具有穿透力的作品与传说所透射出的道理与规矩的隐性倾诉，年画用它固有的形式在人们的生活间进行着自然地传播，对我们这些孩童的人生做着正面的启示和引导。

“广播”的言说

那个年代，每家的墙角会装上一个喇叭，我们叫它“广播”。

每天早、午、晚，“广播”会定时响起，不管是你在吃饭的时候、钩花的时候还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想不想听，它就是每个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最清楚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小时候只听音，不辨意，不知道是哪些字，把“报纸”想像成助词一类的词语，“摘要”也被赋予“要给什么”的意思，大人从不给小孩子解释，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听着。什么“形式一片大好”呀、哪个地方搞了什么样的“生产”呀，“大寨”和“大庆”的什么事情呀……总有激昂的声音传出来。童年的我们并不知道哪里是哪里，什么是什么，反正一切都听在耳朵中。还有专门广播县里、镇里事情的时段，这对于孩提的我们来说也是很远的近乎飘渺的东西，但父母和祖母都听得认真，生怕什么形式没跟上、什么思想没转变。村里还会通过这个喇叭说一些整村、各队的情况、会议通知、集合地点，这时候“广播”里传出来的就是乡音，带着泥土味，朴实地近乎不真实了。

我们不懂得“广播”发音的原理，有时候就长时间地盯着那个悬在墙角的外廓圆张、内竖柱心的喇叭猜想，会有个什么样的广播员藏在那里冲我们说话，他们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的事情……

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广播”里的节目形式多起来，相声、戏曲开始吸引人，评书也在这个时候出现。说书人刘兰芳天降一般地就出现在广播里，说“杨家将”、说“岳飞传”，把我们都说成了听书谜。有时候正说到精彩处就到了上学时间，没有办法，顺着人家的墙沿走，以便能听到一星半点的广播，只言片语地连缀起故事的大概。也有大着胆子的同学，用晚上学、迟到受罚的代价把同学没听到的情节听到后、讲出来，惹得一圈人围着，明星一般。不需讲什么道理，岳飞的“精忠报国”、秦桧的“残害忠良”，佘老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大破天门，杨家将的忠勇道义、为国请缨……这种全覆盖的广播形式，把这样的声音和故事传递给每家、每户，在每个人的心中竖起英雄的形象、立起道义的天堂。再加上刘兰芳声音的柔美深沉、道白的字正腔圆、叙述的抑扬顿挫，还有评书语言的生动、情节的曲折、每次结语时的悬念，把我们的心整个地吊在这件事上，有时候晚上就琢磨着睡不着，只等着每天内容的更新。

“每周一歌”也很受欢迎，基本解决了乡村学校没有音乐教师的纠结。在学校里偶然学唱一首歌时，教我们的是上数学的曹桂林老师，她的声音嘹亮而细腻，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音乐的启蒙就来自于广播里的这个栏目了。大概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不仅是播放歌曲，而且对歌曲的词、曲作者做全面的介绍，歌曲的特点、歌词的大意都会做具体的分析，然后反复播放。一般有三天，这支歌就已经在村里传唱了。记得李谷一的《乡恋》、关牧村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苏小明的《军港之夜》，还有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都是通过广播学唱的。那些独特与新颖、那些歌中所传达的意象把整个乡村调和得多姿多彩，仿佛生活里添加了什么原料，鼓噪着乡村人的心，也把我们小孩子带进无限的幻想里。

快到春节时，广播里可就热闹了，全天候播放着戏曲，三十日一天一定是从早放到晚。京剧《打渔杀家》、《凤还巢》，我们山东的吕剧《小姑贤》、《姊妹易嫁》是必放的曲目，还有越剧、评剧、黄梅戏……《萧何月下追韩信》、《定军山》、《小借年》这些经典飘起来的时候，年的脚步就走在了两个年度相隔最近的那个间隙里，倏忽即去。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整天熏染，不用谁来告诉，什么是国粹、地方戏曲都清楚了，什么“西皮、二黄”的京剧曲牌都明白了，唱词、唱腔、曲调、乐器都了解了，时不时地就会模仿、哼唱，甚至偷偷地表演。很小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我自创的单腿点地，双手比划，嘴里加上唱白、唱词的迎客方式大约也是来自这样的“广播”带来的戏曲教育吧。

语言的理解、词汇的积累、行文的方式以及故事、新闻、评说的言语形式及对音乐的爱好，我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童年时期大把时光都泡在广播里的原因吧。

祖母的规矩

没有教科书，没有成文的家规，但是我们那时所做的一切，都在家庭不经意的指引中，慢慢地形成。

那时候，家里的规矩可真多。摆好饭菜，请大人先上桌，然后才能一一坐下；拿起碗筷，请大人先开始，其他人才能跟上；夹菜拿饭，从自己的近处夹起、拿起，不能拿别人近前的；吃饭过程中，尽量不能说话……客人来了，请到上座；客人动筷，主人才能动筷……大人们多时，聚成一桌，小孩子就不能上桌……一切事情都有规矩，祖母就在我们做着那生活中一切的时候笑眯眯地告诉着。虽然没有严厉的斥责、没有严肃地命令，但对于这些约束，我们还是从不解、委屈到逐渐习惯的过程中去领悟和执行。那时候在哈尔滨的大姑奶奶每年冬天都会捎一些白米给曾祖母，每次煮饭时用铝盒盛着放在锅的中间蒸，开锅时冒着香气，软软糯糯的端到曾祖母的面前，虽然我们从没尝过那种香，但知道那个不能动；二姑奶奶会送一些新鲜的芋头，蒸热、剥皮，带着粘稠感的元白“肉身”滚过仅有的一点白糖，我们都会用小手把它送到曾祖母的嘴边……长幼之序、宾主之序在生活的过程中被了解和遵循。

祖母不停地忙碌，做着田里的、家里的活计，可再忙也不忘记关注着我们这些孩子的言和行。小孩子不懂事，玩“跳房”、“打宝”时和别人家的孩子闹别扭，赌气跑回家里，正在用树叶给家里的酱坛子编织盖子的祖母就好言相劝，“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要和别人家好好相处。”秋夜里一家人一起剥玉米、花生，粗糙的玉米棒和花生皮把手磨得生疼、起皮，就想躲到旁边偷个懒、蹭到炕边躺一会，祖母一边安抚、疼爱，一边就把“宁让身子受苦，不让脸面遭殃，到家外面干活的时候可不能这个样”的话送到我们耳边。学习时不愿意属付出更多的努力时，祖母就会在身边说“人要脸、树要皮，做什么事都要用心”。发过洪水后，被水淹过的村子里就会有人出来讨饥荒，有时候也会有疯人到家里要饭吃，不管家里多么困窘，祖母都会把我们吃的饭送给人家，还问寒问暖地担心着人家的困境，“哎，人心都是肉长的——”……时时言说，不断叮嘱，这些话语就印在了脑中、盛在了心里、也生成了我们的行动。

祖母织网，我们钩花，长时间地坐在炕上，累了、乏了，为缓解疲劳，我们会摇晃身子，抖动腿，祖母就会告诫“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小孩子好热闹，做着事，唱着歌，我们也央求祖母唱歌。她清清嗓子，《苏武牧羊》的曲子就会响起来，“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血，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声音喑哑，但骨子里却透着刚烈，一如她人生中每一个阶段的那些坚守。有时她会背起“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那时只会跟着祖母背诵，跟着祖母去扫院子、抹桌子，不问就里地把那些话语落在了做事的过程中。长大后的某一天才知道这些语句出自《朱子家训》……

到现在脑中还有这样的镜头：祖母抬起沉在农事或家事上的头，笑着，暖暖地……

乡村的规则写在年画中、写在广播里、写在祖母温润的视线中，还写在自然的万物间……我们，就在这样的乡村叙事里长成……

                                                 2017.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