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连最懦弱的男人都扛起战枪奔赴疆场，誓死捍卫寸土河山。高高在上的君主们，你们不要做只会信口开河却不真正抗击敌人的坐享其成的懦夫呀！
艾雪·库林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
艾雪·库林是我最近喜欢上的一位土耳其女性作家。在她的笔下，深深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以及对于在苦难中人性的思考，都让我感受到了她的不凡。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应当时刻关注个人与民族的轨迹，站在一个高角度和宽广的视野对小人物或者某个家族在时代环境里的起伏做出深刻的洞察与描述。
《别了，伊斯坦布尔》和《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列车》分别讲述了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末期以及二战时期的战乱紧张局势下人民的苦难流离，饱含深情。当然，抒写这样的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主题，艾雪·库林的作品里涉及到了特殊的角色——外交官和国家公务人员，体现了作为祖国重要官员在国家灾难面前的反应和担当，他们以民族大业为己任，为国事担忧和愁苦，战事当然也牵涉到他们的家庭，不搞特殊，不在战争中贪图享乐，而是同普通人民一样共患难，承受着同等的痛苦。
这些官员为了国家，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中间做出妥协，会疏忽家庭，会对儿女有亲情的缺失，会受到家人的不理解和责难，但是守卫家国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国难当头，他们必须首当其冲，担负起保护无数个小家的重任，舍弃暂时的天伦之乐。无疑，作者对他们的这种精神是持歌颂态度的。
两部作品里有两个极其相似的角色，一个是《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列车》里面受重用的外交官马赫尔，另一位是《别了，伊斯坦布尔》里面高大威严的奥斯曼帝国财政部长艾哈曼德·雷赫特，在这两位重要人物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庄严和崇高。
当黑暗降临，我们要不断摸索，试图找到冲破黑暗的明灯；
当灾难降临，我们要同舟共济，将大家的利益摆在最前面。
你会发现这两本书的开头十分相似，都是深更半夜，官员们接到紧急通知到部里开会，在会议室里激烈而紧张地秘密讨论战事局势问题，商讨应对各种复杂外交关系的方案，而两个人都没有顾得上在家中等待的妻子，并且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这种生活模式。他们回家之后也在为政事烦恼，没有心情与家人闲谈。
马赫尔经常半夜接到电话便抓起衣服匆忙离家而到凌晨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来，顾不上与焦急等待的妻子说话。沙比哈现在很难得到丈夫的温柔爱抚，因而她心理上产生一种怀疑：丈夫到底爱不爱她？外面是不是有其他女人了？从而对丈夫有一种疏远。而丈夫此时也不能腾出心思来想妻子当前的感受，繁杂的外交事务已经占据了他的身心，他每天都忙着回复各国的外交公文，绞尽脑汁地想如何回复英国等国的胁迫和夹击，恨不得有超凡的智慧和三头六臂，把这些问题一并解决。他当然也想多陪伴妻子女儿，可是现状让他无奈。
沙比哈是脆弱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个有胆识的女人，在深知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应该理解作为国家外交官责任的重大，并且支持丈夫的工作。她是一个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不可能不深谙此道理。可是，她很矫情，渴望丈夫的温存和长久陪伴，一旦丈夫对自己有少许的疏离，便从心理上感觉不适和空虚，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要做的应该全力支持丈夫。
而雷赫尔忙于帝国财政收支问题，帝国已经有超额的外债需要偿还，他对于帝国没落的情形深深地担忧，也非常痛恨英国始终在对抗帝国的可耻行径。英国入侵者放肆地闯入国会，当着所有帝国官员的面逮捕了重要的政治主事者，引起所有爱国者的愤怒，这同样激怒了雷赫特。英国人的入侵行为也助长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嚣张气焰，他们也趁机在伊斯坦布尔横行霸道，欺压穆斯林和当地百姓，主动挑起事端占领一些地区，对帝国的安危造成严重的威胁。
种种复杂局面也使得雷赫特顾及不了和妻子做性爱之事，也疏忽了对于两个女儿的关爱，家中的琐碎之事他也无心过问。这当然引起了妻子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是他必须担此重任，谨慎地处理各种事务，密切关注战事信息。
在国事和家事之间，他们只能选择一个，危难时刻，两者无法做到平衡，是责任心和官员使命让他们毫不犹豫地全身心投入国家的事业，丝毫不肯懈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大任在肩，庄严的民族情怀鞭策他们为国家的事业一往无前。他们身上流露一种崇高精神，一个有前途的民族正是需要这样的挑大梁者。
回顾我们的历史，领导中华民族走过苦难和屈辱，迈向独立与和平的先驱们，他们无不是舍小家顾大家的伟大人物，他们住在漏雨的茅屋里，却仍心系天下苍生，反复思考如何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在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横渡大渡河，在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时刻不忘百姓危难，将国家的崛起为己任。他们放弃了许多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始终站在抗日的前线，亲自指挥作战，是中国人民的依赖和守护神。
马赫尔对于妻子的冷漠感到诧异，也表示无奈。他知道，将国事处理好，换来的是往后永远的陪伴和幸福。土耳其共和国变成了欧洲各大国之间互相攻击的利用品、利益的平衡器，英国答应为土耳其提供军事防御武器，却屡屡失信，苏联也是督促土耳其赶快参与到战事中，受到多方势力的威胁。作为总理器重的外交官马赫尔和他的同事们需要综合衡量各种因素对于各种情况作出最合理的决策，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他要陪同总理出访一些国家，与各国首脑进行军事谈判，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局面。
我觉得马赫尔已经做到一个男人该做的职责了。虽然每天尽心于外交工作，他还是发现了妻子最近以来的恍恍惚惚与不开心，并且主动与她谈心，尽力缓和妻子与女儿的关系，冰爪寻找心理医生解决妻子的问题。一个整天为国事缠身的重任在身的男人做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沙比哈还要强求什么，只能说她太不贴心和满足，精神的空洞让她仅仅考虑到自己的感受，却忽略了整个国家的需要。是她自己的疑心让她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强，相比于她的妹妹希娃，她缺乏的便是对丈夫的包容、理解和民族大义。
相比于沙比哈对丈夫的不理解来说，雷赫特的妻子贝海丝夫人却显得开明的多，在帝国陷入重重危机中时，她没有对丈夫忽略家庭有过多的责怪，而是寻求自己的进步，接受女性进步主义者传播的爱国理念，在背后默默支持丈夫。
雷赫特是服务于苏丹的一位政府官员，在他最初的信念里，他认为只要敬仰苏丹，就是最好的爱国。当他看到英国人闯入议会的狂妄和希腊人的猖狂时，愤怒到一个人通过在家里墙壁上乱砸乱踢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悲痛和愤慨，他无法坐视不管，无法抛开自己的责任而谈个人的利益与安危。
而随着局势的逐渐变化，在不断寻求机会重回前线参与民族解放斗争的侄子卡迈尔终于向雷赫特揭露了苏丹竭力与英国人乱通一气的真实面目后，雷赫特感到心痛和失望，他为之服务的帝国注定走向灭亡。终于觉醒和领悟到，这个时候应该支持民族独立事业，只有这样，整个国家才能重新散发活力，走向民主独立。
他与政府里同样怀有民族独立热忱的几位部长一起商议为民族独立运动秘密运送武器装备，承担着被帝国通缉的危险。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个人的生命已经变得微乎其微。在他们心中，国家和人民升到无法替代的位置。他们伟大的人格魅力带给我们强烈震撼。
在中国的抒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往往看到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勇猛的士兵为战争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不屈不挠，而那些掌握权力的政府要员却是沉迷花天酒地，贪吃享乐，助长奢靡的风气，很难得看见几个正义力量的化身。而在这两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身居高位的政府要员、外交官在国家覆亡的关键时刻，肩负民族重任，力挽狂澜，是那样坚定，那样让人感动，我窥见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闪耀着的光芒。
当然，在《开往伊斯坦布尔的列车》中，还有这样一位领事，为了自己同胞的生命，他不惜冒着自己被撤职的生命危险逾越职权范围为那些非土耳其人的犹太人发放护照，帮助他们躲避德国人的搜捕。并且在关键时刻跳上德国的列车急中生智与德国士兵周旋，将个人安危抛在脑后，极力救下一批无辜的犹太人。这样的大爱为残酷的战争氛围注入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温暖。
艾雪·库林在写这两部作品之前，下了大量功夫，对于相关的历史进行探访取证，力图在叙述上显得更加真实可靠，传达出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两部作品也是深刻探讨了苦难中的人性，宗教对于人们的影响和束缚，大爱的力量，给我们战时社会面貌的再现，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我竭力推荐这两部作品。
《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列车》
《别了，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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