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我经历的所有北方的春天中，最残酷、黑暗、绝情的一个日子。”那一天，作家迟子建接到深爱的丈夫突遭车祸的噩耗。
而就在前两天，夫妻俩还童心未泯，一起去儿童公园游玩，趁着桃花灿烂的时节，拍了一整卷的照片，然后又赶回家，做了些小菜，喝了杯红酒。虽是日常，夫妻俩却其乐融融。
本是假期，丈夫却总放心不下“为人公仆”的工作，虽依依不舍，却还是不得不与妻子告别，没曾想竟成了诀别。
他们俩结婚不过四年，但因工作原因长期两地生活。两人心心相惜，志趣相投，羡煞旁人。迟子建形容自己“幸福得实实在在”。
可丈夫却突然撒手人寰。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她闭门不出，不敢接电话，怕别人安慰，不敢上街，因为每一条街都有他们手牵手走过的足迹。
她常常不由自主地拨打丈夫那再也不可能有回应的电话，她还整夜整夜做噩梦，半夜惊醒过来，泪湿一大片枕襟。
她唯一在做的事情，就是写作。她说，她“害怕放下笔来回到现实的那个瞬间。”
四个月以后，她决定正视一切，把对丈夫的哀思写进了小说《世界上所有的深夜》，同时开始创作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告慰亡夫。
如书中那位年近九旬的孤零零的酋长遗孀那般，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爱情以及爱人的轰然逝去以后，依然宁静又顽强地生活着。
她说，“爱文学的人，等于在黑暗中拥有了一盏明灯。”正是文学，点亮了她那颗本已黯淡无光的心上的一盏明灯，照亮着她继续前行。
这便是文学的力量。不仅如此，文学从来都是慷慨的，无私的，它所照亮的，可远远不止迟子建一个人。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常年饱受抑郁症折磨，游走在发疯和崩溃的边缘。因童年的不幸遭遇，她的内心如玻璃般易碎，如含羞草般敏感。
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也会触发她敏感的神经，或黯然神伤，或躁动不安。她还曾多次企图自杀，最早的一次是在22岁，而最后一次是59岁，那一次，她是真的离开了。
如果说，是什么支撑着一心求死的她活到了59岁，除了一生深爱她的丈夫，就是她一生挚爱的文学。
她常年醉心于读文学，写文学，常常整天整天关在屋子里，不是读，就是写。她曾说，“思考是我的抵抗”，她一生都在向命运发出的不屈的抵抗，而写，就是她的思考。
卡夫卡曾这样评价她，“伍尔夫，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想写的东西。”
不敢想象，若是没了文学，薄如蝉翼的伍尔夫，又该凭借什么去独自抵抗命运呢？
还有我尤为喜欢的作家高尔基，也是如此。他是被文学救赎的苦难者，也借用文学去救赎更多的苦难者。
高尔基的文字，总是洋溢着对积极人生态度的赞美，充满着创造新生活的激情，他始终渴望着通过文学，唤起最底层的人们对于生而为人的自豪感，也唤醒苦难者的自我觉醒。
他出生于一个木匠家庭，4岁丧父，后随母亲住在外公家，10岁时，母亲也离世，之后便走向“人间”独立谋生，当过学徒，做过搬运工、汽船船夫、面包师。
15岁，他开始流浪，看尽了形形色色的人性与苦不堪言的民生，他也大量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洞悉了文学世界里的人性光辉。
24开始，他陆续发表文学作品，用文学来对抗社会的不公。他不止一次遭到政府的逮捕，监督和放逐，但他始终如一进行自己的革命和文学活动，直到生命终了。
如果说，是什么让一无所有的高尔基活成了命运的勇士，那也一定是文学。因为文学，他便如同他笔下的海燕，面对苦难，依然拼命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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