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习第232篇《小雅 渐渐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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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232篇《小雅 渐渐之石》

原文阅读

        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劳矣。武人东征，不皇朝矣。

        渐渐之石，维其卒矣。山川悠远，曷其没矣？武人东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武人东征，不皇他矣。

译文参考

        山峰险峻层岩峭，高高上耸入云霄。山重重来水迢迢，日夜行军多辛劳。将帅士兵去东征，赶路不论夕或朝。

        山峰险峻层岩险，高峻陡峭难登攀。山川逶迤又遥远，不知何时到终点。将帅士兵去东征，一直向前不顾险。

        白蹄子的大小猪，成群涉水踏波过。月亮靠近天毕星，大雨滂沱汇成河。将帅士兵去东征，其他事情无暇做。

字词注释

（1）渐（chán）渐：借为“巉（chán）巉”，险峭的样子。

（2）维其：犹“何其”。

（3）劳：劳苦。一说读为“辽”，指辽远。

（4）武人：指东征将士。

（5）皇：同“遑”，闲暇。

（7）朝（zhāo）：早上。

（8）卒（cuì）：借为“崒”，高峻而危险貌。注音zú为卒的本音，此处读cuì更合理。

（9）曷（hé）其没：言何时是个尽头。

（10）曷，何。

（11）没，尽。

（12）出：出险。朱熹《诗集传）：“谓但知深入不暇谋出也。”

（13）蹢（dí）：蹄子。

（14）烝（zhēng）：众多。一说“进”。

（15）离：借作“丽”，依附，此指靠近。

（16）毕：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又叫“天毕”。

（17）俾（bǐ）：使。

（18）滂（pāng）沱（tuó）：大雨貌。

（19）不皇他：无暇顾及其他。

诗歌赏析

          这是一首东征将士怨叹征战不息、远役劳苦之作。

        诗人从征途见闻入手，极写道路险阻和征程漫长，由此导发怨愤之情，从而揭示出厌倦征战、期待和平安定生活的主题。

      此诗各章先写情境后抒胸臆，感物伤时，情出自然；全诗从亲历东征的士卒口中道出，场景历历在目，诗情画意双美。

        这首诗的情调酷似《诗经》中的“国风”，重在叙述行军艰难而紧张，并没有《毛诗序》所说“役久”的意思。

      全诗三章，以赋叙事抒情，头两章叠唱，意思相仿，诗人在急行军途中，迎面映入眼的是陡崖峭壁，挡住队伍的去路，忍不住惊呼道“维其高矣”、“维其卒矣”。头两句写所见，中间两句写所感，叹惋山川遥远，跋涉攀援，步步维艰，疲劳不堪，十分盼望抵达目的地。然而“山川悠远”，不知道何日才能走到。最后两句点题，交代急行军。

      “武人东征”一句贯穿全诗，三章都有，点明抒情主体与事件。首章“不皇朝矣”句，说明行军紧急，起早摸黑，天不亮就上路。第二段“不皇出矣”句蕴藏着更多难言的痛苦，行军紧迫，不断深入，无暇顾及以后能否脱险。也就是说至此生命已全置之度外。

　　第三章诗人笔锋一转，突然伸向天空，描写星空气象，与首章“朝矣”句相应，暗示是夜晚行军。朱熹说前四句“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诗集传》）。 “月离毕”说的是月亮靠近毕宿，古人同样视为下雨的征兆，《尚书·洪范》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所以这首诗前四句是引气象民谚，预兆将有滂沱大雨。

      依闻一多的说法，天豕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奎由十六颗星组成，所以说“烝涉波”。杨慎《古今谚》中“谚语有文理”条也说：“天河中有黑云，谓之黑猪渡河，主雨。”可与此相参证。

        “俾”字点明尚未发生，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姚炳的说法“将雨、既雨，诸说纷如”，实际上诗中原本是说“将雨”，而不是“既雨”，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正因为诗人担心遭遇滂沱大雨，行军难上加难，一心一意只想加速行进，无暇顾及其他，所以才说“不皇他矣”。三个段落的末句意思递进，旅途的苦情、忧虑一层深过一层。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诗经》在19世纪就被收入欧洲的“百本好书”书单，这反映出西方读者对《诗经》的熟悉程度。《诗经》最早如何传入西方世界的呢？

        《诗经》进入西方，最初是通过16、17世纪入华耶稣会士的著作。西方人17世纪初识《诗经》，是经过了神学的过滤。传教士们在《诗经》等早期儒家经典中寻找基督教义的对应观念，通过有意的误读，开启了欧洲人认识《诗经》等中国典籍的新时代。

        中西交通，源远流长。然而，古代欧洲与中国的往来，因路途遥远，要经过安息、大食、粟特等中亚商人的中转。关于中国的知识，在层层辗转之后，成为模糊失真的碎片。

        13世纪初期，蒙古人攻入东欧，激起了欧洲人对蒙古帝国的兴趣，方济各会士、旅行家、商人相继前往东方。他们的游记，为欧洲读者提供了第一手的中国信息。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游记，曾激起欧洲人几世纪的无限遐想。

      然而，马可波罗并不懂汉语，游记中也没有提到孔子或任何中国典籍。13、14世的中国游记，虽然刷新了欧洲人的中国知识，但是，游记的作者大多不懂汉语，他们的描述只限于中国的政治概况、城市风貌、物产工艺等外观层面。

        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切断了东西方交通线，促使欧洲人寻找新的海上通道，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伊比利亚王国，控制海上航线，重新启动了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此，很多学者将西方汉学的16至17世纪称为“伊比利亚时期”（The Iberian Phase）。

      不过，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来华使节、商人、传教士的见闻游记，依然停留在中国政治、经济、地理等层面。当时的集大成之作，是西班牙的奥古斯丁会士门多萨（Juan Gonsales de Mendoza,1545～1618）的《中华大帝国史》。此书1585年出版，以不同的语言再版了46次。然而，《中华大帝国史》也没有提到《诗经》等任何中国典籍。

        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高母羡（Juan Cobo,1546～1592）在1591年翻译的《明心宝鉴》，曾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称为“现存最早的中国书西译本”。此书汇集了历代思想家关于修身养性的语录，摘抄自《尚书》《易经》《诗经》《礼记》《论语》《孟子》《颜氏家训》等典籍，是明朝非常流行的通俗读物。虽然此书已包含《诗经》诗句，但是高母羡的译本流传不广，在欧洲没有产生影响。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印刷术、长城和饮茶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帮欧洲人认识《诗经》等中国典籍。要等到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耶稣会士研读儒家典籍，才真正展开《诗经》西播史，才触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问题。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能在译介儒家经典上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这与耶稣会的传教策略是密切相关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虽然宣称捍卫天主教会、效忠教宗，但是“耶稣会士不仅向文艺复兴开放，而且他们自己就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宣扬者和鼓动者”。耶稣会特别注重知识上的素养，采用新式的教育体制，会士需要学习古希腊、罗马以来的非基督教哲学家的著作，还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能深入了解异族的文化和宗教。由于以上原因，利玛窦等人在中国开辟了非常灵活的传教路线，即“耶稣会的适应政策”（Jesuit accommodation），也就是“让西方学术迁就、适应中国的文化氛围，并试图通过基督教与儒学的结合使之得到中国士大夫的接受”。

        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澳门，开始学习汉语，次年获准进入肇庆传教，1601年获准在北京居住和传教。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发现，通过科举考试并进入权力机构的士大夫才是中国最重要的阶层，如果想在中国顺利传教，必须要在儒家经典中寻找契合之处。《诗经》《尚书》等早期典籍中，有很多关于“帝”“天”的记载，利玛窦宣称，这就是中国先民对天主教的上帝的认识，只不过被后世的儒生遗忘了。

        利玛窦及其追随者对《诗经》等典籍进行神学的解释，并撰写著作传播天儒相合的思想。这些著作有用中文写成，面向中国读者，宣传基督信仰与儒家思想并无冲突；也有用西文撰成，面向欧洲读者，辩述文化适应策略的合理性，《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就这样经过神学的过滤，传到欧洲。

        利玛窦的中文著作《天主实义》，引用《诗经》达七次之多，包括《周颂·执竞》《周颂·臣工》《商颂·长发》《大雅·大明》等诗，用以证明天主信仰与中国儒家经典吻合。

参考资料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学科 编；刘跃进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